• 侯世达（Douglas Richard Hofstadter, 1945-）又名侯道仁，美国当代著名学者、认知科学家。生于学术世家，其父是1961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侯世达在斯坦福大学长大，于1965年毕业于该校数学系。1975年因发现“侯世达蝴蝶”（Hofstadter butterfly）获俄勒冈大学物理学博士学位。1977年加入印第安纳大学计算机科学系，20世纪80年代初建立“流动类比研究组”（Fluid Analogies Research Group, FARG），尝试为人类心智过程建模，开发有 Jumbo, Seek-Whence, Copycat, Tabletop, Numbo, Metacat, Phaeaco, Letter Spirit, SeqSee, George, Musicat等模型。1984 年受聘于密歇根大学，兼任沃尔格林人类理智研究中心的主席。1988年回到印第安纳大学，研究认知与计算机科学。2009年被选为美国文理科学院院士，并成为美国哲学会会员。2010年入选瑞典皇家学院院士。
  • 1979年出版《哥德尔、艾舍尔、巴赫》（ Godel, Escher, Bach ）， 次年获得普利策奖（非虚构类）与美国国家图书奖（科学类），被誉为心智议题的跨学科第一奇书。
    1981年与美国著名哲学家、心理学家丹尼尔·丹尼特合编《心我论》（ The Mind’s I）。
    1995年与他人合著《流体概念和创意类比》（Fluid Concepts & Creative Analogies ），是亚马逊有史以来第一本出售的书；同年出版Le Ton beau de Marot，讨论语言与翻译，尤其是诗歌翻译。
    1999年，普希金诞辰200周年之际，翻译出版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
    2007年出版第一部带有自传色彩的作品《我是个怪圈》（I Am a Strange Loop），继续探讨心智议题，并获得当年《洛杉矶时报》科学写作图书奖。
    2013年与法国心理学家Emmanuel Sander合著《表象与本质》（Surfaces and Essences），讨论人类的类比思维。

第2章 摇曳在恐惧与梦想之间的那只电灯泡

一个灵魂的逐渐生长

我在前文中业已陈明，我和很多人一样拒绝承认从人类的精子和卵子融合成为一个受精卵的那一刻起，一个成熟的人类灵魂便随即诞生了。

恰恰相反，我相信一个人的灵魂是在历经数年的发展过程中慢慢地成长起来的。顺便插说一句：“灵魂”一词常常充满着宗教意蕴，在此却丝毫不带任何宗教的色彩；而厘清我赋予这个多变而油滑之词的意义，正是我在本书中的目的所在。我下面的说法听起来可能略显粗糙，但我想至少从隐喻的层面上提出一个“灵魂度”的数值标尺。我们可以首先想象它的范围是从0到100，而这个标尺的单位则可以纯粹为了好玩而被定义为“亨内克”（huneker）。这样一来，我和你，我亲爱的读者，我们两人便都拥有100亨内克的灵魂度，或者差不多这么多。握个手吧！

（如何计量或许就是生命和意识，是尺度是单位。灵魂生长在任意地方。）

哎哟！我刚刚意识到自己犯了一个错误，这都怪我常年以来被美国的那种可敬可佩的平等主义传统给洗脑了——也就是说，我在无意识中假设存在一个灵魂度可以“刷爆”的顶值，于是所有正常的成年人在抵达这个天花板之后，就不能向更高发展了。但是，为什么我要做出这样的假设呢？为什么灵魂不能像身高一样呢？成年人群体有一个平均的身高值，但由那个平均值向外延伸的范围是相当广的。成年人的灵魂度为什么也不能同样有一个平均值（比如，100亨内克），外加一个范围宽广的变动区间呢？也许（像智商一样）在极少数的情况下会达到150或200亨内克，而在相反的方向上也会下降到50或更低。

在头盖骨内部是谁在使唤谁？

没错，我亲爱的读者，我是在问你：在那个纠缠交错的庞大神经系统，亦即我的大脑里，是谁在使唤谁？而在“摇曳在恐惧与梦想之间的那只电灯泡”，亦即我的大脑里，又是谁在使唤谁？

斯佩里对大脑内部等级关系的质询，确切地指出了我们关于自己需要了解之义——或者，更较真儿地说，是关于我们的自我。当我们说起某个自称为“我”之物做了某件所谓“决策”之事，随后与其相接的附属肢体流畅地运动起来，让一本书又回到了几秒钟之前的位置，在那样美好的一天，在那个运转良好的大脑里，真正发生的究竟什么？真的有某种可被称为“我”的东西在“颐指气使”地支配各种不同的大脑物理结构吗？其结果是通过神经纤维传达了经过周密调和的特定信息，并引发了肩膀、手肘、手腕和手指的相继运动，而这种以某种特定的复杂模式展开的运动，把那本书原封不动地遗留在原处。还是恰恰相反，那仅仅是发生在时空连续体局部的千千万万个微观物理过程（涉及电子、质子、胶子、夸克等等粒子之间的量子机械碰撞），而诗人埃德森正是把这种时空连续体昵称为“明暗不定的灯泡”。

恐惧与梦想、希望与哀伤、观念与信仰、兴趣与疑虑、满足与嫉妒、记忆与野心、阵阵乡愁与恻隐之心、负疚的闪现与天才的火花：它们在物理世界中是否有一席之地？如此纯粹的抽象概念是否具有因果力？它们可以支配实在之物吗？或者仅仅是无效的虚构？一个模糊不清、无影无形的“我”能够给如电子或肌肉（或者就事论事，也可以说书本）等具体的事物下达行动指令吗？

宗教信仰曾经引发过战争吗？还是说，所有的战争都是由数万亿（这已经近乎荒诞地低估了真实的数字）极其微小的粒子遵循物理定律进行交互作用而引发的？是火引发了烟吗？是汽车引发了雾霾吗？是嗡嗡声引发了无聊吗？是玩笑引发了大笑吗？是微笑引发了昏厥吗？是爱情引发了婚姻了吗？或者归根结底，是不是只存在海量的粒子在遵循物理定律相互支配——最终没有给自我或灵魂、恐惧或梦想、爱情或婚姻、微笑或昏厥、玩笑或大笑、嗡嗡声或无聊、汽车或雾霾乃至于烟与火留下任何空间？

第4章 环路、目标与环路中的漏洞

畏惧反馈环的知识分子

……他征引了行为主义心理学家斯金纳有关自指句这一话题的论述：

以这种方式摆弄句子，或者分析令一句话能或不能为普通读者所接受的各种转换形式，也许没有什么危害，但仍然是一种时间上的浪费，特别是当这些生造出来的句子不可能由言语行为发出的时候，尤为如此。悖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比如“本句话为假”，看上去若其为真则假，若其为假则真。但重点在于，没有人会把这句话作为言语行为而讲出来。在一个人说出“本句话是假的”之前，这句话必须首先存在，只有响应本身是无效的，因为直到这句话被说出来之前，它都是不存在的。

人们总归有可能有意义地说出某些自我指涉的句子，而连这种可能性也不假思索地否认，这样如膝跳反射式的反对，我还是头一遭遇见，也被打了个措手不及。我对于这位教育学教授的悲叹展开了长久而深刻的反思。在接下来一期的杂志上，我发表了一篇很长的回复，列举了在人类的平常交流以及幽默、艺术、文学、精神分析、数学、计算机科学等领域中诸多自我指涉的案例，这些自我指涉“臭名昭著”，而又通常十分有用，甚至于不可或缺。我不清楚这位教授以及其他的对自我指涉的反对者是如何看待这些案例的。不论如何，我由此领悟了一个事实，即某些受教育程度很高并且在其他方面相当明理之人，对于自我指涉的观念或者反叠于自身之上的结构或系统，都有一种不可理喻的过敏。

我怀疑，这些人的过敏，归根结底根源于一种对于悖论或（隐喻意义上的）宇宙爆炸根深蒂固的恐惧感，有点像那个电视售货员在我威胁要用摄像机镜头指向电视屏幕时发作的惊恐。这种反馈环是我的一生挚爱，而另一边，罗素、斯金纳、那位教育学教授和电视机售货员之流却对其敬而远之，这中间的鲜明对比给我上了受益终身的一课，即教会了我一种“类型论”——换言之，这个世界上确实存在“两种类型”的人。

第16章 与最深之谜的搏斗

你会返航，重新找到生命的平衡，焕然一新，但是需要一点时间来治愈。当你回来的时候，我们都在这里，都在岸边等你。——丹尼尔·丹尼特

一场随机的事件会改变一切

1993年12月，我的妻子卡罗尔突患脑瘤病逝。当时，我们正在意大利的特伦托（Trento）学术休假，一年的休假刚开始不到三个月。一切突如其来，完全没有任何征兆。她去世时还不满43岁，而我们的孩子，丹尼和莫妮卡才分别只有5岁和2岁。我在结婚之前，从没想象过自己有一天会如此崩溃。那双眼睛的深处闪烁着一颗光辉明亮的灵魂，而转瞬之间，那颗灵魂便黯淡了下去。光熄灭了。

至今为止，我感受到的最沉重的打击，都不是我个人的损失（“噢，我现在该怎么办？我在茫然怅惘时，谁能给我安慰？长夜难捱时，谁能给我拥抱？”）——而是卡罗尔的个人损失。我当然很想她，我对她的思念让我肝肠寸断——但是，远比这更让我不能释怀的，是她的损失：抚养她的孩子长大成人、看着他们发展出各自的人格、欣赏他们的天赋、在他们悲伤时送上安慰、为他们读睡前故事、给他们唱歌、对他们稚气的玩笑报以微笑、涂刷他们房间的墙壁、用铅笔在他们的壁橱外侧标记他们的身高、教他们骑自行车、陪他们外出旅游、向他们展示其他语言、给他们买一条宠物狗、招待他们的好朋友、带他们去滑雪和滑冰、在我们的游戏室里一起看老电影等等。所有这些都曾被我们那么轻易地视为在未来能够水到渠成之事，卡罗尔却在须臾之间丢失殆尽。我无法接受。

过了好几个月，当我回到美国之后，我曾在一段时间里尝试过参加一个新近丧偶者的集体治疗会——“治愈心灵”，我记得他们是取了这个名字，而我发现，大多数失去了另一半的人都把焦点放在他们自己的痛苦之上，关注的是他们自己的损失，以及他们自己接下来该怎么办。当然，这个治疗会之所以起这个名字，意义正在于此——你应该治愈，应该变好。但是，卡罗尔怎么才能治愈呢?

我真的感觉，好像这个治疗会里的其他人跟我完全不在一个频道上。我们根本就没有共同的烦恼！只有我的伴侣是在孩子还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而这个事实似乎让一切都不同了。卡罗尔被剥夺了一切，而我难以忍受想象——而又无法不去想象——她被夺走的东西。卡罗尔遭受的残酷的不公命运让我感到难以承受，而我的朋友们则不停地对我说（古怪的是，他们是抱着安慰我的好意）：“你不能替她感到难过！她已经走了！你为她感到难过的那个人已经不在了！”我感觉他们大错特错，错得离谱，错得彻头彻尾。

有一天，当我凝视着一张卡罗尔在去世几个月前拍摄的照片时，我看着她的脸庞，看得如此深入，竟至于我感到自己站在了她眼睛的深处，而忽然之间，泪水涌了出来，我听到自己说：“那是我！那是我！”简单的几个字唤起了很多我之前闪过的念头：我们的灵魂融为了一个更高层级的实体，我们两人在各自灵魂的核心寄予我们的孩子以相同的希望和梦想，这些希望并不是孤立的、各自的希望，而是一个整体的希望，一种定义了我们两人的清晰的东西，将我们熔铸成一体，那种我在结婚生子之前只能隐隐约约想象的一体。就在那时，我终于意识到，虽然卡罗尔已经不在了，她的核心部分并没有消失，而是在我的头脑中笃定地继续活在世间。

绝望的云雀

“卡罗尔”这个名字于我而言，所指的远不仅仅是一个身体。那个身体如今已经不在了。它的所指之物，更像是一个庞大的模式，是一种风格，是包括记忆、希望、梦想、信念、爱情、乐感、幽默感、自我怀疑、慷慨胸襟、同情心等在内的一系列东西。那些东西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分享的、客观的、可以多重实例化的，有点像一个磁盘上的软件。而我对于记忆的执意书写、留下她身影的众多录像带以及我们所有人脑中关于卡罗尔的全部记忆，使她那些模式的东西依然存在，尽管存在于一个铺散开的形式之中——铺散在不同的录像带、不同的朋友和亲人的大脑、不同的陈年日记本之间。不管怎么说，在这个物理世界中，仍有一种铺散开的卡罗尔的模式清晰可辨。而在这个意义上，卡罗尔还活着。

说“卡罗尔还活着”，我的意思是，即便是从未见过她的人，也能想象接近她、围着她以及同她在一起是什么感觉——他们能体会到她的机灵、看见她的微笑、听到她的声音和笑声、听闻她年轻时代的历险、了解她与我相遇的故事、观看她与自己的小宝宝嬉戏玩耍······

可是，我仍在不断努力，试图弄清楚，我到底在多大程度上相信，因为我和其他人还有关于她的记忆（不管是在我脑海中还是写在纸面上），所以卡罗尔的意识，她的内在，还有一部分存留在这个星球上。我是一个意识非中心化的坚定信仰者，深信意识可以散开分布，所以我更愿意认为，虽然每个个体的意识首要居于一个特定的大脑之中，它总还会通过某种方式在其他的大脑中出现。因此，当处于中心的大脑遭到毁坏以后，生命个体的碎片仍在——也就是说，仍然活着。

我还相信，外部的记忆是构成我们个人记忆的一个十分现实的部分，所以我认为，哪怕只是在我随笔记录卡罗尔机智妙语的那些小纸片上，也隐约残存着一丝卡罗尔的意识，而还有一块多少更大一点儿的她的碎片（虽然还是很小），藏在我的黄线笔记本里。在过去几个月的悲伤日子里，我在这个本子上不知写下了多少我们二人的共同经历。当然，那些经历早已在我自己的大脑中编码过了，可它们的外化将让它们有一天被其他认识她的人分享，从而以某种方式在很小的程度上，让她“复活”。因而，哪怕是写在纸面上的静态的陈述，也能包含一个“活生生”的卡罗尔和卡罗尔的意识的元素。

所有这一切让我不禁想起，在我的父亲去世几周后，发生在我和我的母亲之间的一次对话。她说，她时不时地会去看一张父亲的照片，她喜欢那张照片，照片里的父亲在微笑，而她会发现自己也在对“他”，或者是“它”报以微笑。她对于自己这种反应的评价是：“对着那张照片微笑真是太傻了，因为那不是他——它只是一张扁平的、毫无意义的纸片。”然后，她就会变得非常沮丧低落，甚至感到她失去他这件事更让自己悲痛难当了。我听到她痛苦的讲述之后，沉思了一会儿，虽然我能明白她的意思，但在我看来，真实情况远比她所说的更加复杂。

没错，从表面上看，这张照片就是一张死气沉沉的、没有活力的、没有灵魂的纸片，但是它到底还是以某种方式抓住了她，触动了她。这让我联想起那套印有肖邦钢琴曲全集的无生命也无灵魂的纸片。虽然它们只是纸张而已，但是对全世界的人都产生了不可思议的影响。所以，我爸爸的那张照片也可能有同样的作用。当我看到这张照片时，它显然可以在我的大脑中引发深层的回响，而在我的妹妹劳拉和很多其他人脑中也会发生同样的事。对于我们来说，那张照片不仅是一个具有质量、尺寸和颜色等等属性的物体，它还是一种灌注了神奇的触发力量的模式。

当然，除了某人的照片或者作品全集之外，还有很多其他包含了灵魂碎片的精细模式——例如，想象我们用几个小时的录像带记录下巴赫演奏风琴并谈论他的音乐的过程，詹姆斯·克拉克·麦克斯韦（James Clerki Maxwell）谈论物理并讲述他发现光其实是电磁波的那个时刻，普希金朗诵他自己的诗作，伽利略讲述他如何发现了木星的卫星，简·奥斯汀解释她如何构思她的人物角色及他们各自复杂的私情······

我们可以拥有一种模式，可能是一整套录像带，也可能是一本长篇的日记（像安妮·弗兰克的日记一样），由此相当于拥有了一个人的大部分，包括他们的自我、他们的灵魂、他们的“我”、他们的意识和他们的内在；只不过，这个“临界物质”到底在哪里呢？如果你愿意承认，一个人的大部分存在于这个波谱（ spectrum）上的某一点处，并可为我们提供了足够大的模式，那么在我看来，你也就必须承认，即使是一种比这小得多的模式，比如一张照片或者我珍爱的卡罗尔“机智妙语”收藏，已经可以提供这个真实的人（不管多么微小）并非为零的片段了——这是“由内而外的视角”，而不仅仅是在他们身边的感觉。

第17章 我们如何活在彼此之中

通用机器

1993年，在我12岁左右的时候，市面上出售一些小工具配件，你可以买回家，把它们组装成可以执行各种有趣功能的电路。你可以组装出一台收音机、一条可以加二进制数的线路、一件可以使用一套替代密码来编码和解码信息的设备、一个可以跟你玩井字格游戏的“大脑”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装置。这些机器中的每一种都是专用的，也就是说，它只能玩一种把戏。这也正是我们在成长过程中形成的有关“机器”的普遍意义。比如，一台电冰箱是为了冷藏而专用的机器，一个闹钟是为了叫醒而专用的机器，我们对这些观念早已习以为常。可是时至今日，我们已经渐渐开始习惯遇见超越其原始目的的机器。

以手机为例。如今，为了提高自身的竞争力，手机的卖点已经不再那么（也许甚至极少）依赖于它们作为通信设备的原始目的了，相反，手机比的是它里面备有多少铃声、可以玩几种游戏、像素有多少，天知道还有哪些其他的东西！手机曾经是专用的机器，但现在已经不是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们内在的线路已经超越了某个特定的复杂性阈限，令它们得以具有如变色龙一样的本性。你可以使用手机内部的硬件装载文字处理器和网页浏览器，还有一堆乱七八糟的游戏，等等。实际上，这正是计算机革命的全部要义：当某个明确定义的阈限——我把它称作“哥德尔-图灵阈限”——被跨越之后，一台计算机就可以模拟任何一种机器了。

通用生命

我们人类也是一种通用机器：我们的神经硬件可以复制任意的模式，尽管生物进化从未定下“表征通用性”的伟大计划。先后通过我们的感觉以及我们的符号，我们可以内化各种不同种类的外部现象。例如，当我们观看涟漪在池塘水面上荡开时，我们的符号会映现它们的圆形形状，把它们抽象化，并可以在很久以后重放那些形状的精华。我之所以要说“精华”，是因为有些——其实是大部分——细节丢失了；如你所知，我们不会记住我们所见之事的所有层面，而只会保留那些我们的硬件在自然选择的压力下认定为最重要的层面。我还不得不澄清（虽然我希望没有读者会掉入这个陷阱），当我说我们的符号“内化”或者“复制”外部模式时，我的意思并不是在说，当我们观看一片池塘里的波纹时，或者当我们“重放”关于这一场景（或者很多类似场景模糊在一起）的一段记忆时，有真正的圆形模式在我们大脑内部某个水平平面上散开。我的意思是说，有一组与水、湿润、池塘、水平平面、圆环形、扩散、上下冲撞的东西等等相联系的结构被联合激活了。我说的可不是头脑里的一个电影屏幕！

表征通用性还意味着，我们可以理解观念与事件，而无须身临其境。例如，我在第11章提到过，人类（与绝大多数动物不同）能够轻松地处理电视机屏幕上的二维像素矩阵，而且可以把那些不断变化的矩阵视为随着时间演变的某种遥远或虚构的三维场景的编码。

有人来访

我在本书中一直反复论述，概念是大脑中活跃的符号，如果你像我一样，打心底里相信这一点，同时也真心相信，跟其他认知对象一样，人在大脑中也是通过符号得到表征的（换句话说，一个人认识的每一个人，都由大脑中的一个概念对其进行了内化的镜照，尽管这会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概念），而且最后还笃定地相信，一个自我也是一个概念，只不过是一个更加复杂的概念（即一个“我”、一个“个人胚芽”、一颗坚实的“玻璃球”），那么这套信念必然引发的一个不可避免的结论就是，你的大脑也在不同的程度上容纳了其他的“我”、其他的灵魂，其程度取决于你对它的表征有多么忠实，以及你与目标个体形成了多么深刻的共鸣。我把“形成共鸣”这个附加条件也加入进来，是因为没有人能随心所欲地滑入任何一个成熟的灵魂，正如一个人不能穿进每一件旧衣服一样；某一些灵魂和某一些服装，就是比另外的选择更“契合”。

通过吸收熔化的流星而生长的“拷贝”星

不管是儿童、青少年还是成人，我们都是盲目的拷贝者（copycat）。我们不自觉地、自动地把各种各样其他人的行为碎片收入我们自己的仓库。我已经提到过我上小学一年级时模仿过的“卡西迪牛仔般的微笑”，我想它至今仍若隐若现地活跃在我“现实”的微笑之中。我还有另外几十种有关模仿他人动作的明确记忆，都发生在那个年纪以及之后的日子里。我还记得自己羡慕并模仿过一个朋友东倒西歪、凹凸不平的字体，一个趾高气扬的同学夸夸其谈的耍酷姿态，一个学长大摇大摆的走路姿势，电影《环游世界八十天》中法国售票员说“ américain”（法语“美国”）这个词的发音方式，一个大学朋友在每次通话结束时都要说一次对方的名字的习惯，等等。而且当我观看有我在内的录像视频时，我总是猝不及防地看到那么多专属于我妹妹劳拉的熟悉表情（它们太像她了）在我的脸上一闪而过。这些表情到底是谁从谁那儿借来的？是什么时候？为什么？我永远都不可能知道答案。

我长久以来一直在看着自己的两个孩子模仿他们美国朋友朗朗上口的发音模式和最爱用的短语，还能听到某些特定的意大利朋友的声音和短语回响在他们的意大利语当中。有时候，在听他们其中的任意一个人说话时，我竟能跟着那些单词和发音，不假思索地列出他们朋友的名字。

我曾经抱着强烈的热情——那热情强烈到仿佛就是纯粹的我——创作过一些钢琴短曲，可颇具讽刺意味的是，那些乐谱却充满了可以识别出来的他人的特征，这些特征明显来自肖邦、巴赫、普罗科菲耶夫、拉赫玛尼诺夫（Rachmaninoff）、肖斯塔科维奇（Shostakovich）、斯克里亚宾（Scriabin）、拉 威尔（Ravel）、福雷（Fauré）、德彪西（Debussy）、普朗克（Poulenc）、门德尔松 （Mendelssohn）、格什温（Gershwin）、波特（Porter）、罗杰斯（Rodgers）、科恩 （Kem）以及很轻易就能举出来的很多其他作曲家，我曾在那些年里浸润在他们的音乐之中。我的写作风格也带有数不清的作家的印记，他们驾驭文字的美妙方式是我梦寐以求想要模仿的。我的观念来自我的母亲、我的父亲、我年轻时代的朋友们和我的老师们···我做的每一件事都是某种对从他人那里借来之物的改写，那些人要么真的与我很亲近，要么就是与我有一种虚拟的250亲近感，而虚拟的影响最为深远。

我的质地的大部分是由从成百上千个人的经验中借来的零星碎片编织而成的，那些名人与我素未谋面，而且几乎肯定不会跟我遇见，所以他们对于我而言只是“虚拟的人”。下面是抽取出来的一份样本：尼尔斯·波尔（Niels Bohr）、苏斯博士（Dr. Seuss）、卡洛尔·金（Carole King）、马丁·路德·金、 比莉·哈乐黛（Bilie Holiday）、米奇·曼托（MickeyMantle）、玛丽·马汀（Mary Martin）、马克辛·沙利文（Maxine Sulivan）、安瓦尔·萨达特（Anwar Sadat）、查 尔斯.德内（Charles Trenet）、罗伯特·肯尼迪（RobertKennedy）、保罗·狄拉 克（P.A.M.Dirac）、比尔·科斯比（BillCosby）、彼得·塞勒斯（Peter Sellers）、亨 利·卡蒂埃-布列松（Henri Cartier-Bresson）、朝永振一郎（Sin-Itiro Tomonaga）、 杰西·欧文斯（Jesse Owens）、格劳乔·马克斯（Groucho Marx）、珍妮特·玛戈 林（Janet Margolin）、罗尔德·达尔、弗朗索瓦兹·萨冈（Francoise Sagan）、西 德尼·贝彻（Sidney Bechet）、雪莉·麦克雷恩（Shirley MacLaine）、雅克·塔蒂 （Jacques Tati）和查尔斯·舒尔茨（Charles Shultz）。

上面提到的所有人都对我的人生产生了重大的积极影响，而他们的人生与我所处的时代都有一部分的重叠，因此我（至少在理论上）是有可能与他们本人相遇的。但是我的内部还包含了数不清的来自千百个我绝不可能遇见或与其交往之人的踪迹，比如W.C.菲尔兹（W.C.Fields）、伽利略、哈里·胡迪尼（Harry Houdini）、保罗·克利（Paul Klee）、克莱芒·马罗（Clement Marot）、 约翰·巴斯克维尔（John Baskerville）、胖子沃勒（Fats Waler）、安妮·弗兰克、 霍尔顿·考尔菲德、尼摩船长（ Captain Nemo）、莫奈、莱昂哈德·欧拉、但丁、普希金、尤金·奥涅金、麦克斯韦、匹克威克（Samuel Pickwick）、查尔斯·巴贝奇（Charles Babage）、阿基米德和查理·布朗。

当然，后一份清单中的人有一部分是虚构的，而其他人介于现实与虚构之间，但是这都不重要，在我的思维中，他们都仅仅是虚拟的生命。不管是虚构/非虚构还是虚拟/非虚拟的维度，都不要紧，要紧的是一个个体与我的内在交流的时长与深度。就此而言，则霍尔顿·考尔菲德与普希金大概处于同等位置，都远远高于但丁。

我们都是奇妙的拼贴画，是古怪的小小的“拷贝”星，通过累加其他人的习惯、观念、风格、怪癖、玩笑、习语、语调、希望和恐惧而成长起来，仿佛它们都是从天而降、忽闪而至的流星，与我们相撞并结合在了一起。最初，这种不自然的、外来的举止缓慢地融入我们的自我之中，好像蜡在日光下熔化，然后逐渐成为我们的一部分，跟它们曾经作为他人的一部分的状态没有什么不同（虽然那个人也很可能是从别人那里借来的）。虽然我的流星隐喻听起来仿佛我们是随机相撞的受害者，但我并不是想暗示说，我们会欣然接受任意一种闯入我们星体表面的行为习性——我们是挑三拣四的，通常只接受我们羡慕或渴求的那些特征，但是即使是我们的选择风格，其本身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受到影响；作为反复累加的结果，我们会渐渐转化成另外的样子。曾经在星球表面上正当存在的东西，会像古罗马的废墟一样，逐渐被掩埋起来，随着我们的半径不断扩大，越来越接近我们的地心。

以上这一切都在指出，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束他人灵魂的碎片，只不过是以一种新的方式组合起来而已。但是，灵魂碎片每一位贡献者的表征当然不是平等的。那些我们爱的人和爱我们的人，是在我们内部获得最强大的表征之人，而我们的“我”也正是通过他们所有人的影响在很多年里复杂的相互冲撞而形成的。

第18章 人类同一性的模糊之光

我不是任何别人吗？或者说，我是每一个他者？

从根本上说，笼中鸟意象中隐含的本义是，不同的人就像地立的点，这些点的直径为零，所以无论如何都不可能相互重叠。确实，如果我们拿初等代数中所谓的“实数线”（real line）来做一隐喻，那么笼中鸟隐喻就会给每个人分配一个“序列数”——一个无限小数，唯一地决定着身为那个人“是什么样子”。由此观点出发，则不管我们觉得我们有多么相似，也不管我们在人生中分享了多少共同的经历，即便我们是全等或连体双胞胎，你和我还是在出生的时候就被分配了不同的序列数，因此在那条线上占据了两个不同的零宽度点，这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你是你，我是我，不管我们距离多近，都毫无重叠。我不可能知道身为你是什么样子，反之亦然。

相反的论点会主张，每个人都均匀分布在整条实数线上，因而所有的个体都是同样的一个人！只有一个人存在。虽然这个极端的观点没有得到普遍的支持，可依然有其在现代的拥护者，比如最近出版了《我是你》（I Am You）一书的哲学家丹尼尔·科拉克（Daniel Kolak）。这个观点在我看来几乎没有任何道理可言，简直跟泛心论一样；后者宣称所有事物都是有意识的——石头、餐桌、野餐、电子、彩虹、一滴水、瀑布、摩天楼、炼油厂、广告牌、限速标志、交通罚单、县监狱、田径运动会、选举舞弊、机场大门、春季甩卖、肥皂剧停播、玛丽莲·梦露的照片，我还可以没完没了地列举下去，直到令人作呕。

本书的观点介于这两种极端的观点之间，没有把个体描画成点状的无限小数序列数，而是沿着那条线四处散布的范围相当集中而又模糊不清的区间。在这些区间，有一些重叠得很严重，但大多数都极少重叠，甚至完全没有重叠。毕竟，两片一英尺宽的模糊区间如果相距100英里远，那么它们的重叠度显然是零。而两片一英尺宽的模糊区间如果相距只有半英尺，那么二者之间肯定有大量的重叠。在这样的两个人之间，将不会有一道不可跨越的存在性裂痕。相反，他们每个人都延展到另一个人之中，部分地生活在另一个人的内部。

第20章 一场谦恭有礼的辩难

  • 641 我能回答，虽然你可能不喜欢我的答案。它们之中成为你的那一个之所以成为你，是因为它居于一个特定的大脑中，而那个大脑经历了所有让你成为你的经历。
  • 642 这就是句循环论证的废话！
  • 641 非也，非也。这个观念有点微妙，其中的关键在于，被你称作“我”的东西是一种结果，而不是一个起点。你是通过一种没有事先计划的方式聚合起来的，慢慢地成为存在，而不是一下子就出现了。最开始，当后来成为你灵魂之所的大脑刚刚形成的时候，那里面还没有你。但是那个大脑缓慢地生长，它的经历也在缓慢地累积。随着越来越多的事情发生、被它收录下来并完成了内化，到了这一过程中的某一点，它开始模仿自己浸淫其中的文化和语言的习俗，进而试探性地用“我”来称呼自己（尽管这个词的所指之物仍然十分模糊）。大概就是在这个时候，它注意到它自己身在某处——不出意外，它就是身在某个特定大脑的所在之处！但是在这个节点上，它对于自己的大脑还是一无所知。它只知道它大脑的容器，也就是一个特定的身体。可即便它对于自己的大脑一无所知，那个初生的“我”还是会忠诚地追随着它的大脑，如影随形。
  • 642 你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题。我问的是，在一个由无法分辨的物理结构组成的世界里，怎么才能显出我来。
  • 641 好吧，我来直接回答这个问题。在你看来，所有容纳怪圈的大脑看起来都跟成千上万台四散的缝纫机没什么差别，大同小异。你要问，“哪台缝纫机是我？”答案很明显，它们当然都不是你——而那是因为，它们都没有感知任何事。在你看来，那些容纳怪圈的大脑跟缝纫机、纸风车和旋转木马一样死气沉沉，没有特质。但有趣的是，那些拥有容纳怪圈的大脑的生命却无法赞同你而承认自己没有特质。他们中有一位坚称：“我就是在这里看着这朵紫色的花的那一个，而不是站在那里喝奶昔的那一个！”另一个人则会坚持认为：“我是喝奶昔的那一个，而不是看那朵花的那一个！”它们中的每一个都坚信自己身在某处，正在看见、听到和体验事情。你拿什么来否定他们的声明呢？
  • 642 我并不想否定他们的声明。他们的声明是完全成立的——只不过它们成立与否，跟容纳怪圈的大脑没有关系。你关注的事情不对。任何一种关于“在这里”“有意识”的声明之所以成立，是因为有某种额外的东西在，那种东西超越怪圈，高于怪圈，让大脑成为灵魂之所。我没办法告诉你那是什么，但是我知道这就是真相，因为我不仅仅是在宇宙中的某处堆积的物理材料。我体验事情，比如花园里那朵紫色的花，和几个街区以外的摩托车的吵闹声。而我的体验才是基本的数据，我所说的所有其他一切都以此为基础，所以你不能否认我的声明。
  • ······
  • 642 言辞，全都是言辞！要点在于，体验比言辞包含的东西更多——它还包含感觉。任何称得上是体验的东西，都不得不在看到那朵花灿烂的紫色的同时，还如此感觉到它，而不仅仅是单调地发出“紫色”的声音，就像电话菜单树的自动发音一样。看到一抹鲜艳的紫色的行为发生在言辞、观念或符号的层面之下——它是更加原发的。它是体验者直接感觉到的体验。这就是真正的意识与电话菜单树中机械发音的“人造信号”之间的差别。
  • 641 你会说，不通言辞的动物也能享受这种“原发”的体验吗？奶牛可以跟你一样品味一朵花的深紫色吗？蚊子呢？如果你的答案是“是”，那么这是不是很接近于在暗示奶牛和蚊子跟你有同样多的意识？
  • 642 蚊子的大脑远没有我的复杂，所以它们不可能有跟我一样丰富的体验。
  • ······
  • 641 这套说辞跟它给其所见的拥有思维的其他实体编造的说辞没什么两样——只是在细节上远远高出而已。不仅如此，有关一个“我”的故事是一套关于核心实质的说辞，而那种核心实质从不会消失在视野之外（与“你的”、“她的”和“他的”不同，它们可能在一两个场景中露面，然后便退回幕后）。
  • 642 所以，那让这个系统注定陷落在这种错觉之中的事实，便是它能够观看它自己。
  • 641 不仅仅是它能够观看自己，而且它真的在观看自己，而且一直如此。另外还有一个关键性的事实，是它除了从根本上简化每一件事之外，别无选择。我们的范畴是对于世界上各种模式的巨大简化，但是那些精选的范畴无比有效地让我们得以思考和预料自己周遭世界的行为。
  • 642 我们为什么不能摆脱我们的幻觉呢？我们为什么不能抵达禅宗人士追求的纯净而没有“我”的状态呢？
  • 641 我们可以尽管尝试，在短时间里这也是一项有趣的练习，但是我们要想在世界上存活下去，就不可以关掉我们的感知机器。我们没办法让我们自己不去感知如树、花、狗和他人这样的东西。我们可以玩这场游戏，可以告诉自己我们成功了，可以声称我们已经对它们“去感知”了，可那都只是显见的自欺欺人而已。事实是，我们都是宏观层面上的生物，所以我们的感知与我们的范畴，相对于宇宙的真正因果性所处的构造而言，都是极其粗线条的。我们被困在了根本性简化的层面上，不论这是好事还是坏事。
  • 642 那岂不是一场悲剧？你让它听起来像是一种悲伤的命运。
  • 641 完全不是——这是我们的光荣！只有那些笃信禅宗和道家的人才会十分严肃地认为这是一个需要我们与之战斗的境况，就像针尖对麦芒。他们憎恶言辞，也憎恶把世界打破成独立的碎块，并为它们命名。所以他们会给你提供配方——比如他们玄妙的公案（koans）——以挑战这种普世固有的使用言辞的驱动力。我自己在理解世界的谜题时，没有任何对抗这种言辞使用的欲望——真实情况恰恰相反！但是我承认，言辞使用具有一个十分重大的缺点。
  • 642 那是什么？
  • 641 那就是，我们不得不忍受悖论，还要以最亲密的方式与它共存。而“我”这个词是所有一切的集中体现。
  • 642 我看不出“我”这个词有任何哪怕是一点儿的悖论性。事实上，我看不出在“我”这个平凡而直白的概念和哥德尔式怪圈这样一个深奥难解、几乎不可能把握的概念之间有任何类比性。
  • 641 好吧，这么想一想。一方面，“我”这一表达指的是一套高度抽象的概念：一段人生故事、一种品位、一簇希望与恐惧、某些天赋与缺陷、特定程度的机智、不同程度的心不在焉等等。然而在另一方面，“我”这一表达还指一个由亿万个细胞组成的物理实体，每个细胞都在做自己的事情，对于所谓的“整体”没有丝毫的关切，它们只不过是这个“整体”最微小的组成部分。······

第23章 杀死两头神圣的奶牛

根本就没有自由意志这么一回事儿

当一条公狗嗅到了一条发情的母狗的气味时，它会产生某种极其强烈的欲望，而且它会极尽所能地想要满足这个欲望。我们对于这种欲望的强烈性看得太清楚了，当这个欲望遭到了阻挠（比如，被一堵篱笆隔开或者被狗链拴住），我们都会心有不忍，同情那可怜的动物，它受困于内在的驱动，被它根本无法理解的一股抽象力量推动着。这幅令人心酸的景象清晰地展示了何为意志，可那是自由意志吗？

我们人类真的拥有任何超越了狗的那种渴望的东西吗？我们也有强烈的渴望——其中有一些在性的竞技场中上演，还有一些活跃在更崇高的生活领域之内。而当我们的渴望得到满足时，我们会达到某种幸福的状态，但是当它们受阻时，我们就会跟那条被拴住的狗一样，处境悲凉。

那么，所有关于“自由意志”的那些大惊小怪到底有什么意义？为什么那么多人都在坚守着那个浮夸的形容词，甚至常常在那之中发现了人性的至高荣耀？如果“自由”这个词是准确的，它又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或者不如说，它有可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我真心不知道。在这个复杂的世界里，我看不到任何给我的意志“自由”的空间。

我很高兴自己拥有意志，至少当它没有被困住我的树篱迷宫严重挫败的时候，我很高兴能拥有意志，但是我不知道如果我的意志是自由的，那种感觉是什么样的。那到底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我有时候没有遵从自己的意志吗？好吧，可是我为什么会那么做呢？为了折磨自己吗？我想，如果我想折磨我自己，我可能会做出这样的一个选择——可是那样一来，这就是因为我想要折磨自己，是因为我在元层面上的欲望比我表面上的欲望更强烈。所以我可能选择不多加一份面条，而不顾我——更应该说是一部分的我——想再吃一点儿的欲望，因为另一部分的我想要我不要变胖，而这个监视体重的部分恰好（在今晚）拿到了比那个贪吃的部分更多的选票。如果它没有拿到更多的选票，那么它就会输掉，而我内在的食欲则会胜出，我也将遵从这个支配了大脑的欲望。

没错，确定无疑的是，我会做出一个决策，而且我会通过进行这样一种内部投票来做出决策。票数会给出一个结果，而其中一方会切实胜出。但是，这里哪有“自由性”呢？

说到这里，那个与我们的选举过程进行的类比已经太过明目张胆、欲盖弥彰，我应该把它说清楚了。这并不是说，在一个大脑里，仿佛有某种“神经选挙权”（“一个神经元，一张选票”）；而是说，在这个大脑的更高组织层级上，存在某种“欲望层面的选举权”。既然根据我们对于大脑的理解，我没有办法把这些选举权精准地进行物理定位，我只能说它实质上是“一种欲望，n张选票”，而其中的n是与某种给定欲望联系在一起的权重。并非所有的n值都是等同的，也就是说，并非所有的欲望都生来平等；大脑不是一个平等主义的社会！

总的来说，我们通过一种民主社会投票的类比过程而做出决策。我们各种各样的欲望喧哗不止，还要考虑到很多外部因素的制约，或者用更具隐喻色彩的方式说，那些外部因素扮演着庞大的生活迷宫中树篱的角色，而我们正受困于此。生活的很大部分都是随机的，甚至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而我们对此完全没有控制力。我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去发挥意志，可是大部分时间里，我们的意志都在挫败之中。

我们的意志不仅不是自由的，而且恰恰相反，它是稳定而恒常的，像一个内在的陀螺仪，而正是我们不自由的意志的稳定性和恒常性，让我是我，让你是你，并让我保持是我，而让你保持是你。童话里的自由人鱼只不过是另一头蓝色座头鲸罢了。

第24章 论宽宏与友谊

阿尔贝特·施韦泽的宽宏

在我个人的心目中，伟大灵魂的典范是神学家、音乐家、作家和人道主义者阿尔贝特·施韦泽（Albert Schweitzer）。他于1875年出生在阿尔萨斯省的小乡村凯泽尔贝格。1913年，他在加蓬的兰巴雷内创办了一所医院，在那里工作了50多年，并以此闻名世界。

早在年轻的时候施书泽就得认同他人，给子他们怜与同，并想要分担他们的苦难。这份充满移情力的慷慨之心从何而来？谁知道呢？比如，上学的第一天，六岁的阿尔贝特就注意到，父母用精致的服装把他打扮得比同学们都好，这种差异给他带来了极大的困扰。从那天起，他坚持打扮得跟比自己穷的同学一样了。

施韦泽的自传作品《我的童年与青年时代》（Aus meiner Kindheit und Jugendzeit） 描绘了这种弥漫在他整个生命中的同情，下面是从中摘取的一段活灵活现的篇章：

就我所能窥见的童年而言，我经历了身边所见过的一切悲苦。我真的从来都不知道什么是简单而青春洋溢的生活之乐（joie e vivre），而且我相信，很多孩子都跟我一样，尽管他们在外面表现得仿佛拥有十足的无忧与快乐。

特别是，可怜的动物们不得不经受那么剧烈的痛苦与匮乏，这个事实让我备受煎熬。我看到一匹年老而跛脚的马被一个人拖着向前走，而另一个人则用手里的棍子打它，送它赶往科尔马（Colmar）的屠宰场，这一幕阴影在我的脑海里萦绕了几周的时间，挥之不去。甚至在我步入学校之前，我就已经发现，我在晚时只应为人类的福社祷告这件事本身是说不通的。所以我会悄悄地念出自己编造的一段祷告词：“亲爱的上帝啊，请保佑并祝福一切呼吸的生命，令其远离邪恶，温柔入眠。”

施韦泽对于动物的同情并不仅限于哺乳动物，而是一直向下延伸到波谱的低端，直至蚂蚁和蠕虫。（我说“一直向下”和“低”，并不带有轻蔑的意思，只是为了指出，施韦泽跟几乎所有人类一样，一定也持有一种“意识倒金字塔”的观念，跟我在前文展示的差不多。这样一种思维等级，既容易引发轻蔑感，也容易引发关心与责任感。）他曾对一个即将踩死一只蚂蚁的10岁男孩说：“那是属于我个人的蚂蚁。你要是弄坏它的腿，是要赔钱的！”他会习惯性地把他在马路中央看到的蠕虫或者在一个池塘里挣扎的昆虫捡起来，然后把它放归田野或一株植物上，好让它有机会继续生存下去。实际上，他对于自己这种做法的解释是相当尖刻的：“每当我帮助一只昆虫摆脱困境时，我都是在试图缓解人类在对动物犯下的罪行中染上的自责。”

众所周知，“敬畏生命”是施韦泽提出的一个简单而又深刻的指导性原则。当他在1953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时，他在获奖演说中宣称：

人类精神未死。它还在偷偷地活着·····我们相信，所有的伦理都必须以同情为根本，而只有当同情对一切生物敞开怀抱，而不仅仅局限于人类之时，它才能在宽度与深度上达成圆满。

下面这则逸事同样取自《我的童年与青年时代》，而格外发人深省。春天，当复活节来临之际，七八岁的小阿尔贝特接到一个战友的邀请——毫不346夸张地说，是荷枪实弹的战友，去参加一场猎杀鸟类的冒险行动，武器就是他们已经共同制作好的弹弓。几十年后，施韦泽回头再看这个生命中的转折点时，这样回忆：

这是一个令人厌恶的提议，但是我不敢拒绝他，因为我怕他嘲笑我。很快，我们就来到一棵光秃秃的大树附近，树上的小鸟在晨光中叽叽喳喳地欢快地叫着，对我们毫无戒备。我的同伴深蹲俯身，像一个印第安猎手一样，把一块石子装在了弹弓的皮袋里，拉紧了弓子。屈从于他投向我的专横目光，我也做出了同样的动作，内心与一阵阵良心的涌动斗争，与此同时对自己暗自发誓，他射击的时候我自己绝不会跟着他一起做。

就在那时，教堂的钟声忽然奏起，与阳光中鸟儿的鸣唱交响辉映。那是提前于主钟声敲响半个小时的时候奏响的早钟。但是，在我的耳中，这就是来自天堂的声音。我把我的弹弓丢掉了，惊吓到了那些鸟儿，于是它们飞到了一个安全的地方，远离我同伴的射程。而我也逃回了家中。

自那天起，每当圣周的钟声响起并回荡在春天叶芽未出的树林间，我都会怀着深深的感激，想起在那改变命运的一天，那钟声是如何在我的心中奏响了那句诫令：“不可杀生。”从那天起，我发誓要把自己从对他人的畏惧中解脱出来。每当我内心的信念受到挑战时，我对他人意见的看重都比之前减轻了很多。而且，我也竭尽所能地克服了自己害怕被同伴嘲笑的恐惧。

我们在这里看到了同伴压力与内在声音之间的典型冲突，或者用我们通常的说法（也是施韦泽自己的说法），就是一个人的良心。幸运的是，在上面这则例子中，良心以明显的优势胜出了。而且确如他所说，这个决定持续了一生之久。

是良心构成了意识吗？

话说回来，只要去互联网上快速搜索一下就能发现，素食狮子这个概念一点都不罕见（需要承认的是，这通常都出现在虚构文学中，但也不总是这样）。事实上，有这样一头名为“小泰克”（LitleTyke）的母狮子，在西雅图附近被作为宠物养大。在长达四年的时间里（网上是这么说的），小泰克都拒绝吃任何摆在它面前的肉食，直到它的主人最后放弃了尝试，接受了它的素食主义立场，以及它在跟绵羊、小鸡和其他野兽嬉戏玩耍中表现出的快乐。直到生命结束，小泰克一直都是一头素食的狮子。奇迹从未停止发生！

不管怎么说，拥有良心—一种对于道德的认识以及一种对其他有知生命做“正确的事”的在意。在我看来，是标示着一个生命中存在意识的最自然的也很有希最可常的标也许，这可以简单地武个性命在“金规则”的践行中投入的多少。

欣赏那深刻性！

随着时间推移，施韦泽演奏的巴赫已经深深地成为我的一部分。我又寻得了另外几张他的演奏作品，全部同属于一个系列，每一张都揭示出一种宇宙智慧的新深度（也许这听起来太夸大了，可是于我而言，这么说恰到好处），这种深度既来自作曲者，也来自演奏者。

《集异璧》这本书的流行，让我的名字在音乐群体内以某种方式和巴赫的名字联系在一起（这真的是极大的荣耀），我对此自然充满感激。而在1985年，巴赫的300周年诞辰之际，我还有幸参与了几场300周年纪念庆典，包括我在他生日当天组织的一场小小的活动。我在安娜堡组织的这场活动，面向的是我班上的学生和几位朋友。这场活动最为精彩的一瞬，是我们在我预订的巨大生日蛋糕上点亮了300根蜡烛时释放出的小型火焰风暴。

15年之后（2000年），我又意外接到邀请，去参加一场在意大利罗书雷托（Rovereto）举办的巴赫250周年忌辰（巴赫于1750年7月逝世）的纪念活动。因为我正好要在那个时候前往意大利北部，所以我欣然接受了这份邀请。活动的当天下午有几场纪念讲话，在晚宴过后，又安排了一场表演——由一个知名的歌唱团演唱几首巴赫的作品（适合小型合唱的改编版本）。我之前对他们的歌唱技巧是有印象的，因而很期待当晚能欣赏一场感人肺腑的音乐盛宴。

可是，我听到的却是与期待完全不同的东西，虽然我其实早就该预料到这种情况了：无休无止的炫技，除此无他。那绝对是令人印象深刻的表演，可是在我的心目中，它却又是极其乏味的。在我看来，当那些歌手唱到巴赫所有风琴赋格中最深刻的一首——通常被简称为《伟大》（The Great, BWV 532）的G小调赋格——时，整场演出跌入了最低点。而阿尔贝特·施韦泽演奏的这首曲子，我却非常喜爱。他的演奏虽然低调而谦虚，但其中包含的感受在深度上是无与伦比的。令人懊恼的是，我再也没有忘记那些歌手是如何以大约两倍的速度演绎了这首富于冥想性的赋格：他们像赶火车一样地冲刺，然后目中无人地炫技扬威。他们着脚尖摆动，仿佛在邀请观众跟着他们时髦的节奏一起摇摆。他们甚至还用手指打起了节拍（单是“节拍”这个词在这种神圣的语境里听起来就足够荒诞了）。有几位歌手偶尔会咧嘴向观众最去明媚的一笑，好像在说，“我们是不是太棒了？你这辈子有听过任何人都在你们都懂得欣赏！而且别忘了，我们还有很多CD唱片，等表演结束之后，你们可以买回家哦！”

所有这些都让我感到格外的震惊。当然，在这个世界上，表演任何一种音乐作品的方式都有很多种可能性。在这些歌手的速度和炫技之中当然也有某些有趣的东西可说，而且他们把那种超速的颤音表现得毫无瑕疵——给人带来深刻印象的方式跟一部炫酷赛车的工艺细节一样，但是对我而言，它跟这首音乐的意义毫不相关。这首音乐的意义是沉思性的、宇宙性的，而不是任意的、显摆的。我对于演奏音乐的多样化形式是很包容的，但是我也有我的底线，而他们的表演远远越界了。它让我无比渴望听到阿尔贝特·施韦泽用根斯巴哈那小小的乡村风琴演奏的带有轻微瑕疵的、充满沧桑感和反思性的深刻性。但是在那天晚上，根本就没有这个可能。那是神圣与亵渎碰撞的典型，至今仍在我的脑海中恍如昨日。

我在准备这一章的写作时，才首次遇见施韦泽本人所写的一些文字；它们是我在罗韦雷托那晚遭受的巨大困扰的奇怪回声（要是回声能早于发声！）。下面就是他在几乎100多年以前写下的话，讨论的是那个时代对巴赫作品的演奏：

很多演奏者演奏了很多年的巴赫作品，却没有亲自体验过巴赫能够在任何一位真正的艺术家身上引起的那种深化。我们大多数的歌手都太过沉迷于技巧，以至于难以正确地演唱巴赫。只有很少的几个人能够重现其音乐的精神；其余的人都没有能力穿透到这位大师的精神世界之中。他们感觉不到巴赫想要说什么，因而也无法将其传达给其他任何人。最糟糕的是，他们都认为自己是杰出的巴赫的诠释者，并没有意识到他们缺乏的东西。有时候，人们不禁会纳闷，表演如此肤浅，观众怎么可能从中感受到一丁点儿巴赫音乐的深度！

凡是理解当下境况的人都不会认为这些评论是过分悲观的。我们对巴赫的神迷正在遭遇危机。危险在于，我们对于巴赫音乐的爱将变得流于表面，让太多的虚荣与自负混在了里面。我们这个时代令人叹惋的偏向模仿的趋势，也蔓延到了我们对于巴赫的继承上——如今，这已经再明显不过了。我们表现得仿佛我们想要赞美巴赫，但是事实上我们只是在赞美我们自己。我们表现得仿佛我们重新发现了他，理解了他，并且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演奏了他的作品。少一点噪声，少一点“巴赫教条主义”，多一点能力，多一点谦逊，多一点宁静，多一点投入······只有这样，巴赫才能获得比之前更多的在精神上和真理上的尊重。

我对于这段猛烈地批判肤浅性的文字几乎是全盘认同；我只想简单补充一句，读到这段话后，我得到了深深的宽慰，虽然我是在罗韦雷托事件的几年之后才读到的，但它仍然让我认识到我的哀叹之情并不孤独。施韦泽是那种最为谦卑和恭让之人，所以他的评论一定是对一个值得叹惋的趋势的最诚实的反应。那个趋势在一个世纪以前已经露出水面，而在今天看来，这个趋势只增未减。

凡是蚂蚱，必有一死

当我安静地坐在我的起居室里全神贯注地聆听那些柔软的深不可测的冥想音符时，我发觉一只孤单的蚂蚱正坐在地毯上。最初，我以为它是死的（毕竟，所有的蚂蚱也必有一死），可是当我靠近它的时候，它做了一次远远的跳跃。于是我迅速地从旁边的桌子上抓起了一个玻璃碗，反过来困住了那个小小的跳跃者，然后小心翼翼地从下面滑入一张唱片的封面包装，给那个玻璃房间加了块地板。然后，我把这个即兴而做的手工艺品和里面小小的乘客一起送到了我的前门，打开门，让蚂蚱跳入了黑夜中的一片灌木丛中。只有在我执行这个小小的善行的过程当中，我的脑中才真正发生了与施丰泽精神的共鸣——事实上，这是在我把那张唱片的封面滑到玻璃碗底下的时候发生的，那张封面上有本·沙恩（Ben Shahn）画的施韦泽演奏风琴的肖像，那只蚂蚱正坐在施韦泽的手上。这次相遇感觉非常荣幸。

朋友

同情、宽宏、敬畏生命——所有这些特质都在阿尔贝特·施韦泽的身上得到了集中的体现；不仅如此，他还是一位受人尊敬的巴赫风琴演奏家——可在我心中，这绝非巧合。有人会说，施韦泽和达到他罕见标准的人都是无私无我的。我理解这个观点，而且我觉得这里面说到了一些真相，但是另一方面令人古怪的是我一直都在申辩，正如词源学上展示的那样，一个人越宽宏，那个人的自我或灵魂就越大，而不是越小！所以我要说，那些给我们留下“无我”印象的人，实际上都灵魂满满——也就是说，他们在自己的闹壳/大脑/心灵/灵魂中承载了很多其他的灵魂，而我认为这种心灵空间的共享并没有削弱他们的中心内核，反而扩大且丰富了它。正如沃尔特·惠特曼（Walt Whitman）在他的诗歌《自我之歌》（Song of Myself）中所写：“我很大，我包含了许多。”所有这些丰富性来自一个事实，那就是在昏暗的过去的某一点，人类的大脑越过了灵活性的临界阈限，变成了准通用性的，从而有能力内化其他人类大脑的抽象实质。这才是真正值得惊叹的事。

一天，正当我努力想为“意识”这个词的应用范围画一条个人的分界线时（尽管鲜明的分界线当然是不存在的），我忽然想到，这里最关键的因素是讨论的实体对象是否具有某种“朋友”的概念，也许这个概念只是很初级的，但这个朋友必得是你在意并且在意你的某个人。似乎很明显的是，人类的婴儿从相当早开始就掌握了这个概念的基础；似乎还很明显的是，某些种类的动物——几乎但不总是哺乳动物——对于“朋友”的概念也有相当成熟的认识。

很明显，狗能感觉到特定的人类和狗是它们的朋友，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种类的动物。我不会试图穷举出哪种动物看起来有能力获得“朋友”的概念，因为这条界限还是很模糊的，还因为你也可以跟我同样轻易地列出一张自己的思维清单。但是我关于此越想就越觉得正确。所以我最终把自己引向了一个出乎意料的结论，那就是，在现实中，那个看上去是自我缩影的东西——关于“我”的认识，且仅当与这个自我存在情感联系的其他自我伴随这个自我存在时，它才会存在。简言之，有宽容，才有自我。

这个关于意识本性的观点跟大多数心灵哲学家所持的观点是多么不同啊！他们的观点是，意识是所谓感受质（qualia）的结果，所有“更高级”的体验都以自下而上的方式从这种假想中的原初体验（比如紫色造成的视网膜震动、中音C的声音或者赤霞珠的味道）中搭建起来。与此相反，我的观点设定了一个高度的抽象概念作为阈限，意识由此开始从阴影中浮现出来。文字也许可以“体验”到血的味道的可感受质（quale），但是它对于那种可感受质是没有意识的，就如同马桶可以对不同水位变化的感受质做出反应，但是完全没有意识一样。但凡蚊子拥有足够大的大脑，能让他们有朋友，那么他们就能够对那个美妙的味道产生意识了！吁，可怜的小脑瓜蚊子从根本构造上就被剥夺了那个机会。

但是，多亏了令我们得以拥有朋友并感受到爱的足够复杂的大脑，我们享有了生而为人的荣耀，获赐了体验身边广大世界的福利；这也就是说，我们具有了意识。这实在不坏。

结语 困境

猛刺：硬的问题

下面我们要走入我们核心的困境了。我们要么就要相信有非物理性的灵魂生活在物理法则之外，这等同于抛弃科学，相信魔法，要么就要拒绝这个观念，可这样一来，“是什么让一个纯粹物理性的模式成为我？”这个挥之
不去的问题——哲学家大卫·查尔默斯充满挑逗意味地把它命名为“硬的问题”（The Hard Problem）——看起来就像几个世纪以前一样（以及未来任何时候）找不到答案了。

说到底，像“物理系统”或“物理基底”这样的短语给大多数人——也包括世界上很重要的一部分哲学家和神经学家——留下的印象，都是一个由大量互相交错的轮子、齿轮、铁钉、管道、球体、摆锤等等部件构成的精密结构，尽管这些部件可能是微小的、不可见的，甚至可能是概率性的。这样一种由交互的非生命材料构成的事物在大多人看来都是无意识的，缺乏内在之光，跟抽水马桶、自动变速器、精美的瑞士手表（不管是机械的还是电子的）、齿轨铁路、远洋油轮和炼油厂一样。在他们看来，这种系统不仅仅可能是无意识的，而且必然如此。这正是约翰·塞尔以巧妙的手腕加以利用的那种单一层级的直觉，他试图以此劝人们相信，不管计算机具有何种抽象模式，它永远不可能有意识；不管它组织出多么长的词汇链条，它也永远不可能表达任何意义。

我是个怪圈

在最后，我们自我感知、发明自我并被锁入一场叫作“我”的幻景，是自我指涉的小小奇迹。我们相信那些玻璃球，虽然当我们搜寻它们的时候，它们会消解不在，但是当我们不去寻找它们时，它们却和任何一颗真正的玻璃球一样真实。我们最真的本性就这样阻止我们完全理解它最真的本性。我们人类静静地安处于非可视化的宇宙尺度的曲线时空与含糊不清、影影绰绰的带电粒子之间的某个中间地带，更像彩虹和海市蜃楼，而不是雨滴或岩石。我们是我们自己创作的不可预知的诗歌——暧昧、隐喻、含糊，有时呈现超乎寻常的美丽。

用这种方式看待我们自己，可能不如信仰某种妙不可言的永恒存在的彼岸那样令人宽慰，但它也有足以补偿的好处。我们放弃的是一种幼稚的认识，认为事物就是它们显现出来的样子，而我们那个看起来很坚固、像玻璃球一样的“我”就是世界上最真实之物；而我们的收获是欣赏到了我们在我们的核心处是多么精妙，我们跟我们表面上看起来相比有多么不同。库尔特·哥德尔用他那个出乎意料的怪圈为我们打开了一个观察数学为何物的更深且更微妙的视野；同样，这里用怪圈描述我们的实质，也为我们打开了一个更深的且更微妙的观察何为人类的视野。在我的心里，这是利大于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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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50519 Arlmy 创建
  • 20250519 Arlmy 整理、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