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致我的父母，你们不畏艰险，穿越黑暗，让我能够追寻光明。
  致萨贝拉一家，当我在陌生人的世界中迷失时，你们以善意之光照亮了我的道路。
• （萨贝拉先生，RIP）
• 成都历史悠久，底蕴深厚。不过，在我的童年时期，成都却是苏联式中央规划的完美写照，以围绕城市中心的环路为基本布局，像脚手架一样向四面八方辐射，直至郊区。这座城市不仅向四周扩张，也在不断垂直向上发展，设计风格统一的楼房拔地而起，越建越高，直插云雾缥缈的温和天空，四周被盆地所环绕。
• 高楼大厦横跨地平线，密密麻麻，但设计却平庸无奇；建筑主要由圆形和矩形构成，配以克制的棕色、灰色，醒目的大红色标语有节奏地点缀其中。城市建设缺乏巧思，有一种独特的工业化风格。当然，在狭窄的小巷里仍能看到老城的根基：屋顶低矮，斜瓦层叠，露天庭院掩映在绿荫翠幕之下。但如果鸟瞰城市，其发展趋势清晰可见。仿佛功利主义成了一种城市艺术形式，看似朴素实用，实则暗含仍处于早期阶段的好大喜功的勃勃雄心。
• 不可否认，父母的性情并不般配，但他们之间的关系就像跳舞，你进我退，虽不稳定，却也平衡。父亲看上去有些傻里傻气，实则大智若愚。母亲则希望父亲可以把聪明才智运用到家庭生活中，这可以算作一种间接的钦佩和肯定。
• 他们婚姻真正的基石是一种特殊的纽带，他们深知，生命中别无他人能够理解。他们对所处世界的制度失去了信心，虽然表现方式不同，但感受一致，两人因此成为伙伴，甚至可谓“共犯”，在日常生活中无声地对抗规则。父亲对功名利禄毫无兴趣，追求的东西都显得幼稚。在许多同龄人拼命往上爬的时候，父亲很是反感，母亲则对他的态度表示欣赏。母亲虽然略显挑剔，有时甚至太过高傲，但父亲被她敢于藐视社会规范的勇敢无畏所吸引。为了讨领导欢心，他们的朋友经常请客送礼，聚在一起聊的不是这个职务，就是那个头衔，而他们二人则保持自尊和高傲，坐在一旁，并不参与。父亲在化工厂的计算机部门工作，母亲本来是高中老师，后来成为办公室职员，但他们的工作更像是装饰门面，而不是真正的事业。父母的关系潜藏着很多问题，但也有一些可取之处。他们的共鸣虽然不多，却意义重大。
• （很精确的描述）
• “可能我把你教得太好了，飞飞。”她无奈地说，“你和我一样，都不属于这里。”
• 1989年，一切都变了。
• 一开始是学校停课，刚开始只是停几天，后来越来越久，而且没有任何解释，让人无所适从。等到终于复课，老师们的态度发生了变化。爱国主义教育贯穿了每天的课程，不仅是语文、历史和思想政治课，甚至连数学和科学课也是如此。
• 更奇怪的是，学校生活和家庭生活形成了鲜明对比，父母似乎沉浸在神秘的亢奋情绪中。他们用低沉的语调隐晦地谈论着即将发生的事情，让人感觉形势不容乐观，却又令人兴奋。父亲似乎不像平时那么浮躁了，母亲好像也燃起了新的希望。在当时的年龄，我对政治知之甚少，但以我有限的政治敏感度，我也知道父母的想法跟其他成年人并不完全一致。这种奇怪的新现象是否与此有关呢？不管发生了什么，都超出了一个12岁孩子的认知范围。但有一件事我很清楚：我所在的世界比我想象的要复杂得多。
• 然后，在一个本该生机勃勃的夏日，欢声笑语骤然消失，一如出现时突然。在父母的朋友看来，我们家向来异常“民主”，而那天，父母却一反常态地关上了门，背着我商量事情。一切都明显笼罩着庄严的气氛，但我还是忍不住想要窥探一番。到了深夜，我蹑手蹑脚地跑到他们房间门口偷听，零星的几个词已经足以让我竖耳瞠目：“教育”……“机会”……“自由”……“让她过上更好的生活”……还一直提到我的名字。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们这样。最后，我带着满腹狐疑溜回床睡觉了。
• （这段描述很珍贵啊。）
• 尤其令人难忘的是埃里克·维斯乔斯（Eric Wieschaus）教授，他主持的遗传学研讨会让大一新生接触到了遗传学领域的前沿技术。他是专家中的专家，但让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的语调。他说话时声音柔和，甚至有些腼腆，却永远充满激情。在他身上，完全看不出一丝精英主义的傲慢。他总是身穿宽松的格子衬衫，头发蓬松，胡子浓密，看起来更像一个木匠，而不是科学家。他的言谈举止传达了这样一个信息：即使是最复杂的想法，也应该大方分享，而不是独自占有。
• 我们还在成都的时候，她曾给我做过衣服，从中学到了一些最基本的缝纫技巧。现在，她把自己的业余爱好变成了职业，在工作中勤学苦练。她的付出得到了回报。最早的一批顾客基本上是把自己的衣服交给了一个完全业余的人，但他们毫无觉察。她很快就在不知不觉中掌握了改衣技能。她头脑冷静、有条不紊地纠正最开始犯的错误，在一年内就赢得了回头客和持久的忠诚。
• 父亲也想办法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干洗店里机器很多，对他来说简直就像个游乐场，他慢慢养成了定期维修锅炉、熨烫机、衣物输送机和干洗机的习惯。久而久之，他对修理的热情给店里节省了数千美元的维修费用。他甚至变得越来越有创造力，其中最有意思的是，他在整个店里安装了一个由电线和钩子组成的网，然后在上面种了常春藤和其他各类攀缘植物。干洗店里意外地变得郁郁葱葱，这既满足了父亲对自然的热爱，也让顾客感到赏心悦目。
• 有些时刻，我不得不退到一旁，静静地观察父母。他们俩就是在中国陪伴我长大的人：精神坚毅、足智多谋、令人过目难忘。我已经很久没有见过真实的他们了。能见证他们的回归，我倍感自豪。
• 我发现，到了职业生涯晚期，物理学界最伟大的人物竟然不约而同地对生命本身的奥秘产生了兴趣，甚至突然开始正式研究生物学。薛定谔是我最喜欢的例子之一。他的整个职业生涯都走在20世纪量子力学的最前沿，然而他却在那本短小精悍的《生命是什么》一书中探究了遗传学和生物体的行为，甚至研究了生物的伦理意义。这本书对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通过更有机的视角探索世界的想法令我深深着迷。多年来，我一直在追寻物理学的足迹，探索宇宙的最深处，但突然间，物理学的轨迹又回到了自己身上，引领我第一次向内看——看向活生生的躯体、跳动的心脏和躁动不安的心灵。
• 我的阅读清单越来越五花八门，无所不包。我沉浸在侯世达（Douglas Richard Hofstadter）所写的《哥德尔、艾舍尔、巴赫：集异璧之大成》中，也被罗杰·彭罗斯（Roger Penrose）的《皇帝新脑》的广度和深度所吸引。就这两本书而言，挑战我的不仅仅是其思想之精辟、智慧之高深，还有它们之间丰富的联系。它们挖掘了人类上千年来对理解心智的渴望，实际上，是对理解智慧本身的渴望，比我以前所接触的抽象领域更深入，同时又保持了明确无误的人文主义主线。
• 更重要的是，正是从这两本书中，我首次接触到了“用离散的数学术语来理解心智”这一观点。它们都提出了令人信服的理由：从本质上说，对智慧的全面描述揭示的不是魔法，而是一种过程，是规则和原则的运作。这些规则和原则在可测量的量上，以可理解甚至可预测的方式发挥作用。换句话说，它们为我揭示了计算所包含的哲学意义。
• 无论是对受过训练还是没有受过训练的观察者来说，20世纪90年代早期无疑都象征着一个全新时代的来临。辛顿的反向传播技术似乎为神经网络提供了最后一块拼图，而杨立昆在手写数字识别方面的成功，则为算法在现实世界中的应用提供了无懈可击的验证。一种近乎神奇的工程范式已经到来……
• （未来的拼图已经都出现了。）
• “飞飞，这是你想要的吗？”
  “你知道我想要什么，妈妈。我想成为一名科学家。”
  “那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 面对我的含糊其词，母亲的回应总是一针见血，速度之快让我得花点儿时间才能反应过来。三步绝杀，一剑封喉。我要去读研究生了。
• 项目是托马索·波焦（Tomaso Poggio）博士精心打造的，他是计算机视觉这个相对冷门领域的第一代研究者。即使在当时，波焦的工作也已经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现在回想起来，我才意识到他的工作是多么超前，这让我对他更加敬重了。波焦直接从大脑结构中汲取灵感，建立了一组名为“关联主义模型”（connectivistmodel）的算法，用于识别图像内容。这种信息处理系统内部的结构密集交织，与神经网络并无二致。
• 分类的能力赋予了我们难以估量的力量。视觉没有把我们埋没在光线、颜色和形状的无数细节中，而是把我们的世界变成了可以用语言描述的离散概念。有用的观念像地图一样排列在我们周围，把复杂的现实简化成我们可以一望便知、在瞬间做出反应的世界。我们的远古祖先就是这样在纯粹的混沌环境中生存下来的，世世代代的艺术家们就是这样从日常生活中提炼出美感和精华的，即使在今天，我们也是这样在这个日益复杂的世界中找到自己的方向的。
• 我们选择的机器学习算法的数学核心是“贝叶斯网络”（Bayesian network），这是一种概率技术。接二连三的问题都是有关这种技术的，但没有一个人问及我们训练算法时所用的数据。数据被公然视为一种惰性商品，只在算法需要时才重要，虽然这种观点并不稀奇，但我开始意识到，有一些重要的东西一直都被低估了。
• （从粗糙到磨砺，数据量大意味着，精细和偏差（指向性））
• 我们算法的决定性特征是能够从只看过一次的图像中学习新的事物类别，而这一特征对数据的依赖极大。究其根本，是因为我们的算法已经见识到林林总总的各种事物，获得了感知体验，才可以在面对新事物时展现出卓越的识别能力。
• （时间与经历的累加，不断反复内化、提炼后的结果。）
• 我随后了解到，WordNet是心理学和认知科学领域的传奇人物乔治·阿米蒂奇·米勒（George Armitage Miller）的杰作。乔治出生于1920年，是当代最具影响力的心理学家之一。他与其他心理学家一同致力于超越人类行为的表象，建立起驱动人类行为的心理过程模型。因此，他自然而然地就对语言结构及其在思维中的作用产生了兴趣。他想通过WordNet以极其庞大的规模绘制出语言结构图。
• （借鉴得好，这是创新性的结构。想起TRIZ，规模化、放大化，都是很重要的组件）
• 毫无疑问，在2006年，算法是计算机视觉的中心，而数据这个话题并不十分吸引人。
• 我听到的劝阻之声已经多得够我用一辈子了（可能下辈子也够了），最后我终于遇到了第一位支持者。李凯教授是微处理器架构领域的领军人物。微处理器架构是一门将数百万纳米级晶体管排列到世界上最复杂的设备中的艺术，因此他比大多数人都更了解指数思维的力量。他相信我的方向是正确的。
• （东亚的直觉）
• （东亚音乐人的实验性，也是基于融合，模块化，而不是完全服从经典结构）
• 除了聪颖过人，我也注意到，邓嘉是计算机视觉领域的新人。他的背景与众不同，因此他不仅具备一般计算机视觉专业学生难以拥有的工程技能，同时还完全没有背负期望的包袱。
  于是，我们两人组成团队，开启了这个似乎需要成千上万甚至更多贡献者的项目。大多数同事对我的假设都不屑一顾。单从理论上讲，这一切确实说不通，但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感206我看见的世界——李飞飞自传
• 总的来说，WordNet中的14万个条目大部分都被我们删除了，只剩下可以用图像表示且可以计数的一小部分，约有2.2万个，虽然这个数量仍比我听说过的任何机器学习训练图像集都要大很多倍，但与初始的词汇量相比，已经大幅减少。
• （面对有限的精力和算力，时间和人力的投入，先进行简化是第一要务。而现在算力跟上来了，简化的工作却被忽视了，Deepseek补的就是这一环。）
• （众包）“如果你感兴趣的话，亚马逊就在提供这种服务，叫做土耳其机器人。”
• （众包，游戏，比赛，竞技，这样看来，都是撬动时间的杠杆。）
• 奥尔佳·鲁萨科夫斯基（Olga Russakovsky）
• 我们全家人都沉浸在极大的悲痛之中。父亲一听到这个消息就泪流满面。母亲依旧沉默寡言，但我知道她和父亲的心情是一样的。他们也和这位“大胡子数学老师”有着特殊的情谊，多年来，他们一起帮助我这个容易陷入痴迷的移民女孩度过了艰难的青春期。就连西尔维奥也受到了影响，他只见过鲍勃几次，但已经逐渐明白他在我生命中独一无二的重要性。此外，鲍勃的家人跟西尔维奥一样来自意大利那不勒斯。西尔维奥知道依照医嘱，我不能去参加葬礼，但他担心我会因此遗憾终身，于是他放下手头的一切，从西海岸到东海岸，飞越整个美国，代表我参加了葬礼。
• （撒贝拉补上了父母缺失的一环，父母没有能力补足这一环，但他可以。）
• （他是个喜欢科幻的数学老师，这一点，突破了他们之间的所有障碍。）
• 我仍然记得鲍勃在帕西帕尼高中的办公室“数学实验室”，墙上的书脊如彩虹一般。我还记得，我们的谈话为我提供了每日的避风港。我还记得，如果我考试成绩不好，他会严肃地批评我。在加州理工学院读书的时候，他告诉我研究生宿舍房间应该怎么选，对各种大小事情，他都像慈父一样给我建议。我还记得，我们每周都会打电话，这些通话在我的生活中勾勒出一条连续的轨迹。我还记得，他慷慨解囊，借钱帮我家开干洗店，把我们从绝境边缘拉了回来。我还记得，不到一年前，我最后一次去新泽西是参加鲍勃的退休聚会；他站起来发表演讲，毫不隐晦地说，他为“他的两个儿子···和他的女儿”感到骄傲，听到这样的话，我一时不能自已。
• 斯人已去，但足迹不灭，思想不朽。鲍勃的梦想是出版自己的科幻作品，虽然这个梦想没能实现，但他始终笔耕不辍，也总会在每个月底把自己的日记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给我。我们成了数字笔友，像往昔年代的人一样通过长篇通信保持联系。这些邮件成为我所认识的那个人的最后遗存：每一个黑白网页都记录着他的所思所感，有的深刻，有的平淡。时至今日，这些文字仍让我时而莞尔，时而捧腹，偶尔还会翻白眼，但总能引发我的思考。我的职业生涯致力于理解人类心灵的本质，而我此生最大的荣耀之一就是有机会更好地了解鲍勃的本性。
• （TAT）
• ……卷积神经网络的每一层都会逐渐整合更多的细节信息，从而形成越来越高层次的感知，最终将真实世界的物体完整地呈现在我们的视野中。这样就形成了一种类似视网膜的算法，凝视着周围的环境。就像真正的眼睛一样，算法的最外层把成千上万个感受野应用于图片的像素，每个感受野都经过特定调整，能够识别出独特的微小图案，并在遇到这种图案时被激活，比如以一定角度倾斜的对角线边缘、两种色调之间的模糊混合、条纹图案或明暗交替等等。在这种感知水平上，滤波器可以对任何事物做出反应，比如小狗皮毛的图案、厨房柜台的边缘，或者阳光下玫瑰花瓣轮廓上的闪光。事实上，AlexNet能够捕捉到所有这些特征，甚至更多，这不仅是因为它接受了ImageNet的训练，更重要的是，这种算法忠实于生物视觉的进化本质。研究团队没有预先决定网络应该寻找哪些特征，而是让数十万个神经元在没有人工干预的情况下，完全依靠训练数据逐渐学习到自己的敏感度。AlexNet就像生物智能一样，也是自身所处环境的自然产物。
• 每一个翻腾的思绪似乎瞬间汇聚，让我从迷迷糊糊的旅行中清醒过来，我突然想到了一件事：神经网络与ImageNet对世界的呈现是天然的契合。回顾过去，杨立昆的网络与笔迹识别相得益彰。他的网络对笔迹进行分析，从最小的像素簇到笔触的纹理，再到完整的数字，在每个分析尺度上都发现了有意义的模式。这是从数据中自发产生的感知流畅性，自然而然地形成了意识的层次。
• （她一直在用美的笔触来描写技术。）
• 这项工作提醒我们，尽管我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视觉方面，但语言描述也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毕竟，没有WordNet，就不可能有ImageNet。WordNet为每个类别提供了框架，使它们不仅拥有自己的标签，还能在相互连接的思维树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如果没有心理学家埃莉诺·罗施（ Eleanor Rosch）的工作，很难想象WordNet会是什么样子。
• （审美。女性研究者。）
• 在发表于1975年的开创性论文中，罗施提出了一组更精确的词语来描述“理解层级”。所谓的“理解层级”，是指从“一般”到“特殊”的光谱，无数概念都可以在这个光谱上找到自己的位置。……从整体上看，包括ImageNet在内的类似层级结构就像一棵树。向树根移动，意味着更低的特异性和差异性，而向树叶（每根树枝的最远端）移动，则意味着更高的特异性和差异性。
• 我想到了杰里米·沃尔夫。……哦，那个认知科学家？哈佛大学的？那个提出“要点”的家伙，对吧？
• 杰里米·沃尔夫（Jeremy Wolfe）是世界知名学者，主要研究视觉记忆的内部运作机制。他对人类迅速理解场景的能力非常感兴趣，因此大部分研究工作都据此展开。1998年，他发表了一篇名为《视觉记忆：你对所见之物了解多少？》的文章，尽管其语调近乎口语，但其中的结论却异常精辟。他说，当我们看到一幅图像时，我们的大脑会“记住场景的要点”。
• （让我们回到感知！！尊重时间！！）
• “飞飞，人工智能还能做哪些事来帮助别人呢？”、
• 我相信，从看到比德曼的数字的那一刻起，我就成了一名科学家，在这个数字的启发之下，我开启了职业旅程。母亲在病床上的问题好像只是随口一问，但每次回想起来，我对这个问题都会充满类似的崇敬之情，因为她的提问给了我机会，让我成为一名人本主义者。这是我追寻的新目标，其动机远不止满足好奇心。我无法预测这条路究竟会通向何方，但我在医院里度过了太多的岁月，答案的蛛丝马迹已经在眼前隐约可见。
• “飞飞，这就是我所说的医疗保健‘黑暗角落’的一个例子。”阿尼凑过来低声说道，“不管是在医院、老年护理机构、手术室还是其他地方，都会有病人逃过临床医生的关注。”
• 阿尼继续说：“这是我们努力解决长期存在的一个问题。在医疗行业，几乎每个人都超负荷工作，大家都精疲力竭了。在某种程度上，过去几十年来为他们打造的所有技术都是在帮倒忙，因为现在他们也被信息淹没了。这是一个危险的组合，太多病人因此错过了最佳治疗时机。”
• “是事故都发生在没有人监控的时候吗？”我问道，“这就是每年有10万人白白死亡的原因吗？”
• 我停顿了片刻，试图理清头绪：“听起来，这些事故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注意力。察觉。”
• （感知！要点！）
• “没错，察觉就是关键所在。在整个医疗领域，察觉是最宝贵的资源，也是我们没有办法扩展的资源。”
• 我感觉自己仿佛又回到了红门咖啡馆，与彼得罗和克里斯托夫一起思考视觉体验。我想到了索普的脑电图读数、比德曼的摄影实验，还有坎维舍绘制大脑皮质解剖图的尝试。但我想的最多的还是特雷斯曼，还有她研究的核心观点：场景越混乱，理解场景所需的时间就越长。这个观点发人深思：在医疗行业，医生疲惫不堪，匆匆经过洗手台却没有认真洗手；护士分身乏术，没有注意到虚弱的病人马上就要跌倒。我的很多研究都围绕着感知的本质：感知从何而来？有什么作用？有什么潜力？而直到遇到阿尼，我才开始真正意识到感知的巨大价值。
• （需要注意力。）
• （每个人都有他的核心问题，和“要点”，注意力会产生“感知”和“要点”，每个人的“关键词”（命题）。不断演变和细化。）
• （让我们回到感知！！尊重时间！！）
• 我们翻阅了《人无完人》（To Err Is Human）。这本书出版于2000年，对医院环境中的医疗差错进行了全面调查，其中揭示的真相令人深感不安。作者得出的结论是，每年因规程和注意力方面的失误而导致的死亡人数超过了因车祸、乳腺癌和艾滋病这些众所周知的原因而逝去的生命数量。
• “是的，需要花一些时间来理解和消化。”
  不过，这是必要的练习。自从看完eICU的演示后，我们的谈话就没有停止过，兴奋之情也与日俱增，因为我们决定开展一个小型研究项目。这是我们第一次正式开会讨论计划。
  “我建议我们从这个开始。”阿尼说着，用食指指向靠近页面底部的一个段落。
• 答案是否定的。又一个“没有”。没有数据集。
• （没有数据，如何标记、提炼环境数据，是巨大的工作量。）
• 他沉思片刻才给出答案：“你知道，最近有很多关于人工智能的新闻，老实说，大部分我都不喜欢。”
• 我笑了，也许带着一丝嘲讽。我知道他接下来要说什么。“当然，如果我每天有更多工作可以被自动化，那就太好了。我明白。”他继续说，“但我有点儿厌倦科技高管们成天说的都是让我这样的人失业。只有你和阿尼似乎真正想帮助我，而不是取代我。”
• 我稍作思考，然后回答道：“我知道我们聊过我的母亲，还有这么多年照顾她的健康问题对我产生的影响，但这个故事还有另一面。在医院度过了那么多时间，对我而言是有好处的。”
• （让我们回到感知！！尊重自己投入/或被动投入的时间和精力！！）
• “有什么好处呢？”
• “有一种特别的东西……我不知道，也许可以叫作’关怀之举’，无论是护士帮助我母亲坐起来，还是专家制定治疗策略，都感觉很特别，充满了人文关怀。这也许是我们所能做的最人性化的事情。我无法想象人工智能来取代它，我甚至不希望人工智能取代这一点。今天，科技在维持我们的生命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我很感激，但毫不夸张地说，我和母亲能熬过这一切，真正的原因是人，是像你们这样的人。”
• （TAT）
• （最基本的尊重和尊严，可以正视吗？可以爱吗？可以交换爱吗？）
• 阿尼知道，虽然我在母亲身边照顾了多年，但我仍然无法真正理解临床医生的感受，所以他邀请我亲自去体验一下。
• 在回家的路上，我突然有了一个奇怪的想法：我很庆幸我们还没有招收任何学生助手，否则，我早已用计算机科学家的阅读清单把他们淹没，使他们习惯于从数据、神经网络和最新架构进展的角度来思考。这当然很重要——在这样的项目中，科学问题是无法回避的。但我现在明白，科学并不是正确的起点。如果想让人工智能帮助人类，那么我们必须从人类自身开始思考。
• 我随即做出决定。从那天起，任何要加入我们团队的学生，都必须先拥有我刚刚拥有的体验，否则一行代码都不可以写。跟班学习将成为每位新成员的入门仪式，没有商量的余地。
• （体验，换位，感知，认知）
• “你知道吗，飞飞，”她轻声说，终于看向了我，“当病人……太可怕了……太可怕了。不光是疼痛，还有失控。在那个房间里，我的身体，甚至我的思想都不属于我。房间里有那么多陌生人，我知道他们是医生和护士，但他们对我来说都是陌生人，而我却要听从他们的每一个命令……我受不了。”
• “我知道你是想帮忙，”她补充道，“我知道你们都想帮我，我知道这些东西对我的健康很重要，但到了某一个临界点，我就没有办法再满足这些要求了。”
• 然后，她又想了一会儿，找到了背后的原因。“我一点儿尊严都没有了。彻底丧失了。在那样的时刻……”她似乎有些语无伦次。我正想鼓励她继续说下去，她就接着说完了：“甚至健康都不重要了。”
• 自从这个项目开展以来，我学到了很多东西。这些经验和教训缓慢地展开，常常伴随着痛苦。我开始从另一个角度看待母亲在健康方面的抗争，并对我们多年来依赖的护理人员产生了新的同理心。我对医院中人类脆弱的程度感到震惊，也为有机会为此做出一些贡献而备受鼓舞。但我学到的最深刻的一课是，个体的尊严是至高无上的——这是任何数据集都无法解释、任何算法都无法优化的变量。面前这个人是我最熟悉、最在乎的人；在她脸上饱经风霜的纹路和疲惫的眼神之后，那种我长期以来熟悉的挣扎和脆弱，向我伸出手来。
• 我第一次接触到了人工智能的伦理问题：对我们中的许多人来说，“人工智能伦理”是全新的议题，也会很快成为不可避免的现实。在熟悉的领域中度过职业生涯的一部分之后，我发现自己又进入了全新的世界，这个世界如此陌生，如果没有合作伙伴，我将束手无策、无所适从。与阿尼的合作给了我两个重要的启示：人工智能最伟大的胜利不仅是科学上的，也是人文上的；伟大的胜利，没有他人的帮助是不可能实现的。
• 我办公室里的那个小小的红色沙发，曾经见证了我们实验室众多声誉卓著的项目的诞生，如今它成为我敦促年轻人多读文献的地方。我经常要求他们，在进行研究的同时，务必为人工智能科学赖以建立的基础文献留出空间。时代不断加速发展，每个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了更热门的信息来源上，而传统文献却一直被忽视。我注意到了这个问题，起初感到恼火，后来又心生担忧。
• “请大家不要每天只从arXiv下载最新的预印本作品了。去读一读拉塞尔和诺维格的著作，去读明斯基、麦卡锡和威诺格拉德的书，读哈特利和西塞曼的作品，读一读帕尔默写的东西。不要因为这些材料距离现在时间久就忽略它们。我们就是要多读一些以前的东西，他们的理念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依然非常重要。”
• 太多事情在抢占学生的注意力，文献只是个开始。科技巨头争相组建人工智能团队，公开大肆招揽人才，承诺的起薪高达六位数，有时甚至更高，还提供丰厚的股权待遇。
• 安德烈即将加入OpenAI的核心工程师团队。OpenAI由硅谷巨头萨姆·奥特曼（SamAltman）、埃隆·马斯克和领英首席执行官里德·霍夫曼（Reid Hoffman）共同创立，初始投资高达10亿美元，这充分证明硅谷对人工智能的突然崛起是多么重视，硅谷的杰出人物多么渴望在人工智能领域站稳脚跟。
• （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
• OpenAI推出后不久，我在当地的聚会上遇到了几位创始成员，其中一位举杯祝酒，但他的欢迎词颇有几分告诫的意味：“每个从事人工智能研究的人，都应该认真思考自己今后在学术界的角色。”他说这番话时没有一丝笑意，言辞中透露出明确而冷酷的信息：人工智能的未来将由那些拥有企业资源的人书写。在学术界受训多年的我想习惯性地反唇相讥，但我没有。老实说，我甚至都不确定自己是否反对他的观点。
• （科学家视角来看这一切的突变，很特别。）
• 这些问题也压在奥尔佳的心头。人工智能是以男性为主导的领域，作为少数女性，我们两个人多年来一直惺惺相惜，彼此分享着身为女性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经历，也沮丧地发现，我们的经历非常相似。到了2010年代中期，奥尔佳忍无可忍，她下定决心，要么采取行动改变现状，要么离开学术界。她选择了前者，我们决定一起努力。
• 我们认为，从代表性问题的出现，到问题被大众真切地感受到，中间往往需要几年的时间。因此，我们向九年级和十年级的女生开放了斯坦福大学人工智能实验室课程。所有参与的学生都是经过精挑细选的，为期两周的人工智能速成课程虽然紧张，但实践证明，只需要一点点努力，就可以让每个一直被历史排除在外的参与者相信，她们同样属于这个时代、这个领域。
• 在短短几年后，我们的项目就正式命名为AI4ALL，甚至吸引了一些资金，梅琳达·弗伦奇·盖茨（Melinda FrenchGates）的Pivotal Ventures创投公司和英伟达创始人黄仁勋提供了一轮融资，让项目改头换面。这个旅程可能需要几代人才能完成，现在只是迈出了一小步，但我们实现了从无到有的跨越。此外，项目还能带来一丝安慰——在业界追逐人工智能未来时，往往肆意而为，缺乏自省，而我们的努力能够保证，至少有一小部分人在逆向而行。
• 普林斯顿大学向奥尔佳提供了教授职位，她接受之后，开始着手扩展自己新实验室的研究议程，不仅包括机器感知的机械原理，还涵盖更广泛的计算公平性问题，尤其强调要“去偏见”。“去偏见”是遵循严格数学要求的正式操作，旨在对潜伏在数据中的偏差进行量化和中和。这种理念体现了对社会福祉议题的深切关注，有奥尔佳这样的人据此展开研究，我对未来的希望又开始增加了。
• 经过再三考虑，我最终决定接受谷歌云的人工智能首席科学家一职。虽然此时的谷歌是一家有近20年历史的大公司，但云计算部门才成立一年左右，我觉得这是帮助谷歌从头开始打造人工智能的好机会。我还碰巧认识公司新任命的谷歌云首席执行官黛安娜·格林（Diane Greene）。她曾是虚拟化巨头VMware的联合创始人，是为数不多征服硅谷的女性，我期待着在性别比例极不平衡的行业里与她并肩工作。
• 我的思绪不断地回到那800个GPU上，它们在应对一个教授和她的学生们无法想象的计算任务。如此多的晶体管，如此巨大的热量，如此巨额的资金。“疑惑”这样的字眼并不能表达我逐渐感到的惊惧。
• 人工智能正在成为一种特权，一种排他性极强的特权。
• 即使是完全可解释的人工智能也仅仅是第一步。如果在算法设计完成后，再加入安全性和透明度等考虑因素，无论设计得多么精妙，都不足以满足要求。下一代人工智能必须从开发之初就采取与现在完全不同的理念。以激情为起点固然很好，但我们要面对的是纷繁复杂而又不起眼的挑战，要取得真正的进展，就必须有敬畏之心。而硅谷似乎缺乏这种心态。
• 人工智能甚至不是科技界对公共利益的唯一威胁，这使得情况变得更加复杂。在人工智能领域出现问题的时候，剑桥分析公司也爆出丑闻。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公众普遍对虚假信息表示担忧。关于社交媒体和新闻源过滤气泡的不良影响的报道也在不断增加。种种事件都有一个共同之处：世界正在逐渐意识到，数据不仅有价值，而且具有影响力，甚至可以产生前所未有的决定性影响。
• 但故事至此发生了转折，因为祖父突然罹患重病。病情开始得很神秘（那个时代经常会这样），而且由于他们很少与人交往，祖父的病逐渐恶化。只有父子俩相依为命，小镇物资有限，有效治疗几乎是不可能的。父亲束手无策，祖父日益憔悴疲劳，食欲急剧下降，变得神志不清。
• 因为照顾不周，祖父的身体迅速垮了下来，几个月后就无法自理。父亲只能守在床边，眼睁睁地看着祖父的身体一天天衰弱下去。父亲整个世界的中心崩塌了，但他却无能为力。当祖父最终去世时，父亲觉得生命毫无意义、毫无尊严。姗姗来迟的医生跟父亲解释说，是极度营养不良加剧了祖父的胃肠道疾病，最终使他的身体不堪重负。但对一个突然变得如此孤立无援的男孩来说，解释已经无关紧要。一切都毫无道理可言。那是1961年，父亲当时只有14岁。
• 祖父去世后，没有任何亲人来照料父亲。不可思议的是，祖父的一位同事主动收养了父亲，成为他的法定监护人。祖父同事让父亲继续上学，满足了他的基本需求，并确保他顺利毕业。祖父同事的慷慨让父亲熬过了那段原本会让他生不如死的日子，但从此之后，他就像变了一个人。
• 祖父去世后，父亲的一部分也随之消逝，留下的只是一个孩子的一部分，这是他所热爱的世界曾经存在过又消失的唯一证据。因此，他决心保持原样。即使他长大成人，获得学位，并最终为人夫、为人父，他也继续过着记忆中的那个男孩的生活。
• 父亲笑容温暖，喜欢玩冒着傻气的文字游戏，一生都拒绝承担责任，但在这一切的背后，隐藏着一种无法治愈的痛苦，多年后依然让他难以自拔。所有的遭遇和痛苦塑造了他唯一的信念，随时间推移而变得更加坚定：虽然反复无常、残酷无情的世界夺走了他的父亲，却永远带不走他。这个世界也永远不会夺走我的母亲，永远不会带走我。
• 在那一刻，我恍然大悟。父亲并不是在简单地向我讲述我们家族的历史，也不是在讲述他与母亲一样渴望逃离的私人原因。这个男人之所以说这些话，是因为他急于想让女儿做好失去母亲的心理准备。在几十年的新生活之下，埋藏着他最古老、最深沉的悲伤，现在他把这份悲伤挖掘出来，这样我们才有勇气共同面对新的伤痛。他是在保护我。这么多年来，我一直以为他的青春期从未结束，但事实是，他的青春期早已结束了，而且结束得太快。他一直像个被时间定格的孩子，但在医院的那一刻，我看到了新的一面。在这一切的背后，是一颗父亲的心在跳动。
• （面对痛苦，我们都需要做好准备。）
• “那你就为自己辩护！你要告诉他们，你已经为这个国家奉献了20年，你的家人为了成为这个国家的成员付出了一切，你拒绝被当成外人对待！”如果这番话是出自别人之口，我一定会嗤之以鼻。用这样的语气面对国会委员会，我们大多数人只会更擅长想象，而不是实际行动。但我了解母亲，如果有人敢质疑她的人格，她肯定会这么说。我在想，是不是可以让她替我出庭做证。
• 是什么让硅谷的公司如此强大？不仅仅是它们数十亿美元的资金或数十亿用户，也不仅仅是因为它们拥有惊人计算能力和数据储备，让学术实验室的资源相形见绌。它们之所以强大，是因为成千上万个才华横溢的人在同一个屋檐下共同努力。但公司只能利用这些人才，而无法塑造他们。我一遍又一遍地看到类似的情况：才华横溢的技术专家几乎可以建造任何东西，但问及工作的伦理问题时，他们却一脸茫然。
• 是时候重新评估人工智能教育的各个层面了。未来几年，从业者需要的不仅是专业技术知识，他们还必须了解哲学、伦理学，甚至法律。他们需要看到阿尼确保环境智能团队所看到的一切，他们需要将其融入众多学科中。研究工作也必须不断发展。在经历了这一天之后，我知道我们需要一种新的政策方法，首先要对民选官员（就像我刚刚遇到的那些政府官员一样）进行人工智能方面的普及教育。
• 我高声说道：“无论是解决数据中的偏见，还是保护医院里的病人，这一切的共同点是我们的技术如何对待人，尤其是如何保护个体的尊严。‘尊严’，这是我一直强调的关键词。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人工智能如何才能尊重人的尊严呢？这个问题是一切研究工作的立足点。”
• 斯坦福大学以人为本人工智能研究院（Stanford Institute forHuman-Centere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简称“斯坦福HAI”）
• 斯坦福HAI目标远大，旨在成为跨学科合作中心。这种雄心并非停留在诗意的愿景上，而是已经成为现实。在日常的任意一天，我都很可能遇到像斯坦福大学法学院的何恩文（Dan Ho）、政治学教授罗布·赖克（Rob Reich）、人文学科教授米歇尔·伊拉姆（ Michele Elam），或者从弦理论物理学家转行成为计算神经科学家的苏里亚·甘古利（ Surya Ganguli）这样的人物。他们都欣然同意成为斯坦福HAI的一员，直接与人工智能专业的学生和研究人员合作，探索我们领域之间的交叉点，分享他们在职业生涯和生活中积累的专业知识。我们甚至吸引了来自校外的合作伙伴，包括麻省理工学院的著名经济学家埃里克·布林约尔松（Erik Brynjolfsson）。他横跨美国，来到斯坦福大学，就是为了帮助斯坦福HAI更好地理解人工智能对就业、财富和现代世界权力集中的影响。有时，我感觉整个学科似乎正在重生，其活力水平甚至超出了我几年前的想象。
• 很多合作都改变了我对未来可能性的思考，其中一次合作尤其重要。十年前，我第一次见到约翰·埃切门迪，当时他还是大学教务长，而我则是来自东海岸的移民，正痴迷于尚未完成的ImageNet。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我们成了邻居和朋友，我对他作为学者的深厚学识也愈加敬佩。不仅如此，在多年的管理生涯中，约翰对高等教育领域的内部运作方式（好的、坏的，甚至是卡夫卡式的）也积累了丰富的专业知识。他完全知道如何才能把斯坦福HAI那些看似不太可能实现的愿景变为现实。
• 在我们的合作成果中，我个人最喜欢的是国家研究云计划（National Research Cloud, NRC）。国家研究云是一个完全由公共资金和资源（而非营利部门）支持的共享人工智能开发平台，目标是让全世界的学者、初创企业、非政府组织和政府都能开展人工智能研究，从而确保我们的领域不会永远被科技巨头或者我们这样的大学所垄断。
• 然而，我越来越感觉到，这样的解释只触及了技术细节，并没有回答更本质的问题。大型语言模型，即使是多模态的大型语言模型，可能也并不具备真正意义上的“思考”能力。看看就知道了：大型语言模型很容易出现荒谬的概念性失误，也乐于编造听起来合理但实际上毫无意义的胡言乱语。了解这些事实有助于我们避免过分迷恋模型的能力。然而，随着大型语言模型生成的文本、图像、语音和视频越来越复杂，真与假之间的界限愈加模糊。越来越多的评论家开始质疑，为我们敲响警钟：作为个人、机构，甚至社会，我们究竟有没有能力区分真实和虚构？当人们意识到这一切还只是1.0版本时，这种发问尤其令人警醒。
• 回顾我的职业生涯，我相信，这段漂洋过海的经历给我留下了深刻的烙印。然而，直到现在我才意识到，这种烙印将继续影响我的研究和思考。我想到母亲，是什么样的紧张局势促使她孤注一掷、远走他乡？而如今，她竟然在位于帕洛阿尔托的自家后院里安度晚年。科学家的生活与移民的生活和冒险家的生活一样，对他们来说，“家”从来都不是个明确的概念。最好的作品总是在边界上诞生，在那里，思想永远被困在来去之间，由陌生土地上的陌生人探索，既是局内人又是局外人。但这正是我们如此强大的原因。独特的身份让我们保持独特的视角，赋予我们自由挑战现状的能力。

CHANGLOG

• 20250329 Arlmy 创建
• 20250329 Arlmy 整理、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