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tes

• 本书首版1937年，林语堂四十出头，作者很多想法不吐不快，汇集成书。
• 生活之艺术，百年后读来，未见有变，学来实践。
• 对中国与外国文化差异的讨论也很有趣，只是那时的中国与当下的中国，似乎已经有很多不一样了。
• 中国人天然懂生活的旨趣与艺术，自然、山林、诗词、故事……线索颇多，都能引我们去到那精神富足的传统文化中。我们内心和本心中的一切，都会指引我们回到生活，找寻学问，懂得鉴别是非，内心和自我自然成长。

划重点

• 我的理论根据，大多是从下面所说这些人物方面而来：老妈子黄妈，她具有中国女教的一切良好思想；一个随口骂人的苏州船娘；一个上海的电车售票员；厨子的妻子；动物园中的一只小狮子；纽约中央公园里的一只松鼠；一个发过一句妙论的轮船上的管事；一个在某报天文栏内写文章的记者（已亡故十多年了）；箱子里所收藏的新闻纸；以及任何一个不毁灭我们人生好奇意识的作家，或任何一个不毁灭他自己人生好奇意识的作家……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 无论怎样，中国这个民族显然是比较富于哲理性而少实效性，假如不是这样，一个民族经过了四千年专讲效率生活的“高血压”，那是早已不能继续生存了。四千年专重效能的生活能毁灭任何一个民族。一个重要的结果就是：在西方狂人太多了，只好把他们关在疯人院里；而在中国狂人太罕有了，所以崇拜他们；凡具有中国文学知识的人，都会证实这一句话。
• 所以人类是一种好奇的、梦想的、幽默的、任性的动物。
• 我颇愿让我们的灵心像现在一样不合理下去，这是可爱的。我不愿见到我们在这世界上都变成十全十美合理的人类。我不相信科学的进步吗？不，我不信任圣者的境界。我反对智识吗？或许是，或许不是，我只是爱好人生，因爱好人生，所以我极端不信任智能。
• 他有一张无弦的琴，这种古代的乐器只能在心情很平静的时候，慢慢地弹起来才有意思。他和朋友喝酒时，或是有兴致想玩玩音乐时，便抚抚这张无弦的琴。他说：“但识琴中趣，何劳弦上声？”
• 爱人类不应该成为一种学说，或是一个信条，或是一个智能上的坚信问题，或是一个能发生辩论的题目。对人类的爱如果需要一些理由来做根基，那便不是真正的爱。这爱必须是绝对自然的，对于人类，应该像鸟鼓翼那样自然。这爱必须是一种直觉，由一个健全的接近大自然的灵魂产生出来。一个真爱树木的人，绝不会虐待任何动物。在十分健全的精神当中，当一个人，对人生与同类都具有一种信念时，当他们对大自然具有深切的认识时，仁爱也就是自然的产物了。这一种人用不着任何哲学或任何宗教去告诉他要有仁爱。因为他自己的心灵已经从他的感官上获得适当的营养；他的心灵已经从造作的生活和人类社会的人为学问解放出来，他已能保持一种智能和道德的健全。所以，当我们挖开泥土，使这个仁爱泉源的洞口扩大时，人家不能责难我们，说我们在宣布大公无私的观念。
• 艺术应该是一种讽刺文学，对我们麻木了的情感、死气沉沉的思想和不自然的生活的一种警告。它教我们在矫饰的世界里保持着朴实真挚。它应该可以使我们回复到健康幸福的生活，使我们从过分智能活动所产生的昏热中恢复过来。它应该可以使我们的感觉变敏锐，重使我们的理性和本有的天性发生联系，由恢复原有的本性，把那脱离生活中已毁坏的部分收集起来，重变成一个整体。如果我们在世界里有了知识而不能了解，有了批评而不能欣赏，有了美而没有爱，有了真理而缺少热情，有了公义而缺乏慈悲，有了礼貌而一无温暖的心，这种世界将成为一个多么可怜的世界啊！
• 依金圣叹之说，两者是相同的。旅行者所必需的行具就是如他在著名的戏曲《西厢记》的评语中所说：“胸中的一副别才。眉下的一副别眼。”其要点在于此人是否有易觉的心和能见之眼。倘若他没有这两种能力，即使跑到山里去，也是白费时间和金钱。在另一方面，倘若他有这两种能力，则不必到山里去，即坐在家里远望，或步行田间去观察一片行云、一只狗、一道竹篱或一棵树，也能同样享受到旅行的快乐。
• 教育和文化的目标，只在于发展智识上的鉴别力和良好的行为。一个理想的受教育者，不一定要学富五车，而只须明于鉴别善恶；能够辨别何者是可爱，何者是可憎的，即在智识上能鉴别。最令人难受的，莫过于遇着一个胸中满装着历史的事实人物，并且对苏俄或捷克的时事极为熟悉，但见解和态度完全错误的人。
• 所以一个真有学问的人，其实就是一个善于辨别是非者。这就是所谓鉴别力，而有了鉴别力，雅韵即会随之而生。一个人如若想有鉴别力，他必须先有见事明敏的能力，独立的判断力，不为一切社会的、政治的、文学的、艺术的或学院式诱惑所威胁或眩惑。
• 寻求智识完全是自己的事情，而和旁人无干，只有如此，教育方能成为一种快乐并趋于积极。
• 德行并不是一件可以从外面灌输进去的东西。它只是艺术家的灵魂的自然表现，而必须发于内心。它不是属于一个选择问题，而是一件不可逃避的事实。
• 我以为一个人能发现他所爱好的作家，实在是他的智力进展里边一件最重要的事情。世上原有所谓性情相近这件事，所以一个人必须从古今中外的作家去找寻和自己的性情相近的人。一个人唯有借着这个方法，才能从读书中获得益处。他必须不受拘束地去找寻自己的先生。一个人所最喜爱的作家是谁？这句问话，没有人能回答，即在本人也未必能答出来。这好似一见钟情，一个读者不能由旁人指点着去爱好这个或那个作家。但他一旦遇到所爱好的作家时，他的天性必会立刻使他知道的。这类忽然寻到所爱好的作家的例子甚多。世上常有古今异代相距千百年的学者，因思想和感觉的相同，竟会在书页上会面时完全融洽和谐，如面对着自己的肖像一般。
• 发乎本心的文学，不过是对于宇宙和人生的一种好奇心。凡是目力明确，不为外物所惑的人，都能时常保持这个好奇心。所以他不必歪曲事实以求景物能视若新奇。别人觉得这派学者的观念和见地十分新奇，即因他们都是看惯了矫揉造作的景物。
• 世界并不是一个三段论法或一个论据，而是一个生物；宇宙不做声，只是生活着；它并不做什么辨认，只是进行着。

自序

我的思想并不怎样深刻，读过的书也不怎样广博。一个人所读的书太多，便不辨孰是孰非了。我没有读过洛克（Locke，十七世纪英国哲学家）、休姆（Hume，十八世纪苏格兰哲学家）或勃克莱（Berkeley，十七世纪爱尔兰哲学家）的著作，也没有读过大学的哲学课程。从专门技术上讲，我所应用的方法、所受的训练都是错误的，我并不读哲学而只直接拿人生当做课本，这种研究方法是不合惯例的。我的理论根据，大多是从下面所说这些人物方面而来：老妈子黄妈，她具有中国女教的一切良好思想；一个随口骂人的苏州船娘；一个上海的电车售票员；厨子的妻子；动物园中的一只小狮子；纽约中央公园里的一只松鼠；一个发过一句妙论的轮船上的管事；一个在某报天文栏内写文章的记者（已亡故十多年了）；箱子里所收藏的新闻纸；以及任何一个不毁灭我们人生好奇意识的作家，或任何一个不毁灭他自己人生好奇意识的作家……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我没有受过学院式的哲学训练，所以反而不怕写一本哲学书。观察一切也似乎比较清楚，比较便当，这在正统哲学家看来，不知是不是可算一种补偿。我知道一定有人会说我所用的字句太过于浅俗，说我写得太容易了解，说我太不谨慎，说我在哲学的尊座前说话不低声下气，走路不步伐整齐，态度不惶恐战栗。现代哲学家所最缺乏的似乎是勇气。但我始终徘徊于哲学境界的外面。这倒给我勇气，使我可以根据自己的直觉下判断，思索出自己的观念，创立自己独特的见解，以一种孩子气的厚脸皮，在大庭广众之间把它们直供出来；并且确知在世界另一角落里必有和我同感的人，会表示默契。用这种方法树立观念的人，会常常在惊奇中发现另外一个作家也曾说过相同的话，或有过相同的感觉，只不过是它的表现方法有难易或雅俗之分而已。如此，他便有了一个古代作家替他做证人；他们在精神上成为永久的朋友。

所以我对于这些作家，尤其是对于我精神上的中国朋友，应该表示感谢。当我写这本书时，有一群和蔼可亲的天才和我合作；我希望我们互相亲热。从真实的意义上来说，这些灵魂是与我同在的，我们之间的精神上的相通，即我所认为是唯一真实的相通方式——两个时代不同的人有着同样的思想，有着同样的感觉，彼此之间完全了解。我写这书的时候，他们借着贡献和忠告，给我以特殊的帮助，八世纪的白居易，十一世纪的苏东坡，以及十六、十七两世纪那许多独出心裁的人物——浪漫潇洒，富于口才的屠赤水；嬉笑诙谐，独具心得的袁中郎；多口好奇，独特伟大的李卓吾；感觉敏锐，通晓世故的张潮；耽于逸乐的李笠翁；乐观风趣的老快乐主义者袁子才；谈笑风生，热情充溢的金圣叹——这些都是脱略形骸、不拘小节的人，这些人因为胸蕴太多的独特见解，对事物具有太深的情感，因此不能得到正统派批评家的称许；这些人太好了，所以不能循规蹈矩，因为太有道德了，所以在儒家看来便是不“好”的。这些精选出来的同志人数不多，因此使我享受到更宝贵、更诚挚的快乐。这些人物也许有几个在本书内不曾述及，可是他们的精神确是同在这部著作里边的。我想他们在中国总有一天会占到重要的地位，不过是时间问题而已……还有一些人物，虽然较为晦暗无闻，但是他们恰当的言论也是我所欢迎的，因为他们将我的意见表示得那么好。我称他们为中国的爱弥尔（Amiel，瑞士作家，一八二一年至一八八一年）——他们说的话并不多，但说得总是那么近情，我佩服他们的晓事。此外更有中外古今的不朽哲人，他们好像是伟大人物的无名祖宗一般，在心灵感动的当儿，在不知不觉之间说出一些至理名言；最后还有一些更伟大的人物，我不当他们做我精神上的同志，而当他们是我的先生，他们那清朗的理解是那么入情入理，又那么超凡入圣，他们的智慧已成自然，因此表现出来很容易，丝毫不用费力。庄子和陶渊明就是这么一类人物，他们的精神简朴纯正，非渺小的人所能望其项背。在本书里，我有时加以相当声明，让他们直接对读者讲话；有时竟代他们说话，虽然表面上好像是我自己的话一般。我和他们的友谊维持得越久，我的思想也就越受他们的影响，我在他们的熏陶下，我的思想就倾向于通俗不拘礼节，无从捉摸，无影无形的类型；正如做父亲的对施予良好的家教所产生的影响一样。我也想以一个现代人的立场说话，而不仅以中国人的立场说话为满足，我不想仅仅替古人做一个虔诚的迻译者，而要把我自己所吸收到我现代脑筋里的东西表现出来。这种方法当然有缺点，但是从大体上说来，确能使这工作比较诚实一些。因此，一切取舍都是根据于我个人的见解。在这本书里我不想把一个诗人或哲学家的思想全盘托出来；假如想要根据本书里所举的少许例证去批判他们的全体，那是不可能的。所以当我结束这篇自序时，必须照例地说，本书如有优点的话，大部分应该归功于我的合作者，至于一切错误、缺点和不正确的见解，当由我自己完全负责。

第一章 醒觉

一 人生之研究

观测了中国的文学和哲学之后，我得到一个结论：中国文化的最高理想人物，是一个对人生有一种建于明慧悟性上的达观者。这种达观产生宽宏的怀抱，能使人带着温和的讥评心理度过一生，丢开功名利禄，乐天知命地过生活。这种达观也产生了自由意识，放荡不羁的爱好，傲骨和漠然的态度。一个人有了这种自由的意识及淡漠的态度，才能深切热烈地享受快乐的人生。

二 一个准科学公式

无论怎样，中国这个民族显然是比较富于哲理性而少实效性，假如不是这样，一个民族经过了四千年专讲效率生活的“高血压”，那是早已不能继续生存了。四千年专重效能的生活能毁灭任何一个民族。一个重要的结果就是：在西方狂人太多了，只好把他们关在疯人院里；而在中国狂人太罕有了，所以崇拜他们；凡具有中国文学知识的人，都会证实这一句话。我所要说明的就在乎此。是的，中国有一种轻逸的，一种近乎愉快的哲学，他们的哲学气质，可以在他们那种智慧而快乐的生活哲学里找到最好的论据。

现在就让我们先来研究产生这个生活哲学的中国人的理智构造——伟大的现实主义，不充分的理想主义，很多的幽默感，以及对人生和自然的高度诗意感觉性。

“现实”加“梦想”加“幽默”等于“智慧”
这样看来，智慧或最高型的思想，它的形成就是在现实的支持下，用适当的幽默感把我们的梦想或理想主义调和配合起来。

现三　梦二　幽二　敏一　等于英国人
现二　梦三　幽三　敏三　等于法国人
现三　梦三　幽二　敏二　等于美国人
现三　梦四　幽一　敏二　等于德国人
现二　梦四　幽一　敏一　等于俄国人
现二　梦三　幽一　敏一　等于日本人
现四　梦一　幽三　敏三　等于中国人

此外，这种现实感觉的主要功用，是要把人生哲学中一切不必要的东西摒除出去，它好似扼住了人生的颈项，以免幻想的翅膀会把它带到一个似乎是美而实则虚幻的世界里去。况且人生的智慧其实就在摒除那种不必要的东西，而把哲学上的问题化到很简单的地步——家庭的享受（夫妻、子、女）、生活的享受、大自然和文化的享受——同时停止其他不相干的科学训练和智识的追求。这么一来，中国哲学家的人生问题即变得稀少简单，同时人生智慧也即是指一种不耐烦的态度——一种对形而上的哲学，以及与人生没有实际关系的智识的不耐烦态度。也指各种人类活动，不论是去获取智识或是东西，都须立刻受人本身的测验以及对生活目标的服从。其结果即是生活的目的，不是什么形而上的实物，而仅是生活本身。中国人的哲学因为具有这种现实主义和极端不相信逻辑及智能，就变成了一种对人生本身有直接亲热感觉的东西，而不肯让它归纳到任何一种体系里去。因为中国人的哲学里有健全的现实意识，纯然的动物意识和一种明理的精神，因此反而压倒了理性本身，使呆板的哲学体系无从产生。中国有儒道释三教，每一种教都是宏大的哲学体系，但它们都曾被健全的常识冲淡，因而都变成追求人生幸福的共同问题。中国人对任何一个哲学观念、信仰、派别，都不愿专心地相信，或过分起劲地去研究。孔子的一个朋友对他说，他常常三思而后行，孔子诙谐地回答：“再，斯可矣。”一个哲学派别的信徒最多不过是一个哲学的学生，可一个人是生活的学生，或者竟是生活的大师哩。

三 以放浪者为理想的人

有了这种文化和哲学，最后结果，就是中国人和西洋人成了一个对照，中国人过着一种比较接近大自然和儿童时代的生活，在这种生活里，本能和情感得以自由行动；是一种不太重视智能的生活，敬重肉体也尊崇精神，具有深沉的智慧、轻松的快活和熟悉世故但很孩子气的天真，这些成了一种奇怪的混合物。所以归纳起来说，这种哲学的特征是：第一，一种以艺术眼光对人生的天赋才能；第二，一种于哲理上有意识地回到简单；第三，一种合理近情的生活理想。最后的产品就是一种对于诗人、农夫和放浪者的崇拜，这是可怪的。

所以人类是一种好奇的、梦想的、幽默的、任性的动物。

我以为这个世界太严肃了，因为太严肃，所以必须有一种智慧和欢乐的哲学以为调剂。如果世间有东西可以用尼采所谓愉快哲学（Gay Science）这个名称的话，那么中国人生活艺术的哲学确实名副其实了。只有有快乐的哲学，才有真正深湛的哲学；西方那些严肃的哲学理论，我想还不曾开始了解人生的真意义哩。在我看来，哲学的唯一效用是叫我们对人生抱一种比一般商人的较轻松较快乐的态度。一个五十岁的商人，本来可以退隐，在我看来不是哲学家。这不是一个偶然发生的念头，而是我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只有当人类渲染了这种轻快的精神时，世界才会变得更和平、更合理，而可以使人类居住生活。现代的人们对人生过于严肃而充满着烦扰和纠纷。我们应该费一些工夫，把那些态度，根本地研究一下，方能使人生有享受快乐的可能，并使人们的气质有变为比较合理、比较和平、比较不暴躁的可能。

第二章 关于人的观念

一 基督徒、希腊人、中国人

至于中国人对于人类的观念，人类是造物之主，“万物之灵”。在儒家看来，人和天地并列成为“三灵”。如果以灵魂说为背景，讲起来世间万物都有生命，或都有神灵依附，风和雷是神灵的本身，每一大山和河流都有神灵统治，可说即是属于这个神灵的；每一种花都有花神，在天上管理季节，看顾它们盛开凋谢。还有一个百花仙子，她的生辰是在二月十二日。每棵柳树、松树、柏树，每一只狐狸或乌龟活了很长的岁月，达到了很高的年龄，就变成精。在这种灵魂说背景之下，人类自然也被视为神灵的具体表现。这神灵和宇宙间的一切生物一样，是由雄性的、主动的、正的，或阳的成分，和雌性的、被动的、负的，或阴的成分，结合而产生出来的——在事实上不过是对阴阳电原理的一种玄妙的猜测罢了。附在人身上的这种灵性叫做“魄”；离开人身随处飘荡时叫做“魂”（一个人有坚强的个性或是精神充沛时，便称之为有“魄力”）。人死后，“魂”依旧四处飘荡。魂是不常扰人的，但如果没有人埋葬或祭祀死者，神灵便会变成“无祀孤魂”来缠扰人，因此，中国人定七月十五日为“祭亡日”，以祭祀那些溺死的和客死异乡的鬼。更甚的，假使死者是被杀的或冤枉死的，那鬼魂便到处飘荡骚扰，直到雪冤，方才停止。

一个人生下来就有热情、欲望和这种精神，这些在幼年、壮年、老年和死亡各时期中循着不同的路线而流行。孔子说：“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反过来讲，就是少年爱色，壮年好斗，老年嗜财。

二 与尘世结不解缘

我们是属于这尘世的，而且和这尘世是一日不可离的。我们在这美丽的尘世上好像是过路的旅客，这个事实我想大家都承认的，即使这尘世是一个黑暗的地牢，但我们总得尽力使生活美满。况且我们并不是住在地牢里，而是在这个美丽的尘世上，要过着七八十年的生活，假如我们不尽力使生活美满，那就是忘恩负义了。有时我们太富于野心，看不起这个卑低的但也是宽大的尘世，可是如要获得精神的和谐，我们对于这么一个孕育万物的天地，必须有一种感情，对于这个身心的寄托处所，必须有一种依恋之感。

所以，我们必须有一种动物性的信仰和一种动物性的怀疑，就把这尘世当做尘世看。梭罗（Thoreau，美国十九世纪作家和自然主义者）觉得自己和土壤是属于同类，具有同样的忍耐功夫，在冬天时，期望着春日的来到，在百无聊赖的时候，不免要想到寻求神灵不是他的分内事，而应由神灵去寻求他；依他的说法，他的快乐也不过和土拨鼠的快乐很相似，他这种整个的大自然性也是我们所应该保持的。尘世到底是真实的，天堂终究是缥缈的，人类生在这个真实的尘世和缥缈的天堂之间是多么幸运啊！

四 诗样的人生

我以为从生物学的观点看起来，人生几乎是像一首诗。它有韵律和拍子，也有生长和腐蚀的内在循环。它开始是天真朴实的童年时期，嗣后是粗拙的青春时期，企图去适应成熟的社会，带着青年的热情和愚憨，理想和野心，后来达到一个活动较剧烈的成年时期，由经验上获得进步，又由社会及人类天性上获得更多的经验；到中年的时候，才稍微减轻活动的紧张，性格也圆熟了，像水果的成熟或好酒的醇熟一样，对于人生渐抱一种较宽容、较玩世，也较温和的态度；以后到了老年的时期，内分泌腺减少了它们的活动，假如我们对于老年能有一种真正的哲学观念，照这种观念调和我们的生活形式，那么这个时期在我们看来便是和平、稳定、闲逸和满足的时期；最后生命的火花闪灭，一个人便永远长眠不醒了。我们应当能够体验出这种人生的韵律之美，像欣赏大交响曲那样欣赏人生的主旨，欣赏它急缓的旋律，以及最后的决定。这些循环的动作，在正常的人体上是大致相同的，不过那音乐必须由个人自己去演奏。在某些人的灵魂中，那个不调和的音键变得日益宏大，竟把正式的曲调淹没了，如果那不调和的音键声音太响，使音乐不能继续演奏下去，那个人便开枪自戕或跳河自尽了。这是因为他缺乏良好的自我教育，弄得原来的主旋律遭了掩蔽。反之，正常的人生是会保持着一种严肃的动作和行列，朝着正常的目标前进。在我们许多人之中，有时震音或激越之音太多，因此听来甚觉刺耳；我们也许应该有一些恒河般伟大的音律和雄壮的音波，慢慢地永远地向着大海流去。

第三章 我们的动物性遗产

一个人有童年、壮年和老年，我想没有一个人会觉得这是不美满。天有上午、中午、日落，一年有春、夏、秋、冬四季，这办法再好没有。人生没有什么好坏，只有“在那一季里什么东西是好的”的问题。如果我们抱着这种生物学的人生观念，循着季节去生活，那么除自大的呆子和无可救药的理想主义者之外，没有人会否认人生确是像一首诗那样过去的。莎士比亚曾在他的人生七阶段的文章里把这个观念极明显地表达出来，许多中国作家也曾说过与此相似的话。莎士比亚没有变成富于宗教观念的人，也不曾对宗教表示很大的关怀，这是很可怪的。我想这便是他所以伟大的地方；他把人生当做人生看，他不打扰世间一切事物的配置和组织，正如他不打扰他戏剧中的人物一样。莎士比亚和大自然本身相似，这是我们对一位作家或思想家最大的赞颂。他只是活在世界上，观察人生而终于离开了。

一 猴子的故事

在这个由人类到神佛的参拜旅程中，人性脆弱的本能、愤怒、复仇、暴躁、肉欲、不宽恕，尤其是自大和不谦逊的本能，不断地暴露出来。人类的技巧增高时，破坏力同时加高，因为我们现在都像那只有法术的猴子一样，能腾云驾雾，在空中大翻筋斗（即飞机在空中倒飞侧飞），由我们的猴腿上拔下毫毛，使它们变成小猴，去攻击我们的敌人，敲打天门，粗野无礼地把守卫天兵推开，要求和天神同等并列。

这只猴子——就是我们的小影——尽管其自大和恶作剧，终究还是一只极其可爱的动物。所以人类尽管有许多弱点，尽管有许多缺点，我们仍必须爱人类。

三 论不免一死

欧玛尔·海亚姆（Omar Khayyam，十世纪波斯诗人）及中国的贾凫西（别名木皮子，木皮散客，明末鼓词作家）

五 论强壮的肌肉

那些善良的、沉静的、蔬食类的教授，在和别人竞争之中，似乎全然没有越过别人的贪欲和才能，不过我是多么称赞他们啊！事实上，我敢说，全世界有创造才能的艺术家，只管他们自己的事，实比去管别人的事情好得多，因此他们都可说是属于蔬食类的。蔬食人种的繁殖率胜过肉食人种，这就是人类的真进化。可是在目前，肉食人种终究还是我们的统治者，在以强壮肌肉为信仰的现世界中其情其势必如此。

六 论灵心

然而普通的灵心只是可爱而不是高贵的。如果人类的灵心都是高贵的，那么我们将变成完全合理的动物，没有罪恶，没有弱点，也没有错误的行为。如果真是这样，这世界将变成一个多么乏味的世界，我们一定会变成极讨厌的动物。我是一个人性主义者，所以一无罪恶的圣人引不起我的兴趣。而在我们的不合理中，自相矛盾中，戏耍和假日的欢乐中、成见中、顽固中和健忘中，我觉得我们都是可爱的，如果我们都有一个十全十美的头脑，我们在每一新年里便不用做新的计划。

我们今日总说“摸索”（Feeling）真理，而不说“思索”（Think）真理。脑部及其他的感官就是摸索用具。头脑的触角怎样摸索真理，在物理学上有着一个很奥妙的现象，正如眼睛网膜中的紫色怎样感光一样奥妙。当头脑每次和其他有关的知觉器官脱离联系，从事所谓“抽象的思维”时，当每次离开威廉·詹姆斯（William.James，美国本土第一位哲学家和心理学家）所谓知觉的现实（Perceptual Reality）而逃进意念的现实世界（The world of Conceptual Reality）时，它的活力消灭了，人性也消失了，也退了。我们都被一种错误的见解所困惑，以为灵心的真真功用便是思维，如果我们不更正对“思维”这个名词的错误观念，我们一定会在哲学上犯下很笨拙的错误。

我颇愿让我们的灵心像现在一样不合理下去，这是可爱的。我不愿见到我们在这世界上都变成十全十美合理的人类。我不相信科学的进步吗？不，我不信任圣者的境界。我反对智识吗？或许是，或许不是，我只是爱好人生，因爱好人生，所以我极端不信任智能。

统治这世界的是热情，不是理智，这已是很明显了。所以使这些伟大人物都成为可爱者，使他们有人性者，实是他们的缺乏“理性”，而不是“合理性”。

利顿·斯特拉奇（Lytton Strachey，英国著名传记作家）作品之所以成功，便是他在描画人物时能注意这一点。

英国人用他们健康的皮肤去思想，正如中国人用他们的伟大的肚肠去思想一样。这一回事，凡是中国人大多是承认的。我们中国人以为我们确是用肚肠去思想的。

我们如果知道我们有动物的遗传性以及跟禽兽相差无几，或许就会晓得怎样去抑止那些禽兽般的行为。我们有了这个动物遗性，更容易在动物寓言和讥讽文章里，如《伊索寓言》（Aesop’s Fables）、乔叟的《百鸟会议》（Parliament of Fowles）、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Swift’s Gulliver’s Travels）和法郎士的《企鹅岛》（Anatole Frances Penguin Island）等里边看见我们的原形。这些动物寓言在伊索时代就很合时宜，就是在救主降生后四千年仍旧是很适合的。我们有补救的方法吗？那善于批评的灵心太浅陋、太冷酷了，要用这个灵心来思考是不能得益处的，智理也没多大用处；只有那种合理的，有理性的精神，那种温暖的、朝气的、情感的、直觉的思想，跟着同情混合起来，才不至于使我们重复退化到我们祖先的典型。只有把我们的生命发展起来，和我们的本能调和着，我们才会得救。我们为培植我们的感觉和情感，比教育我们的思想更为重要。

第四章 论近人情

二 近乎戏弄的好奇：人类文明的勃兴

唯有贿赂他，谄媚他，博他的欢心，这便是现代文明的特性。女人不用抵抗和进攻的策略，而用迷惑的手段，不用武力去达到她的目的，而尽力用温柔的方法去求实现。所以总括地说，温和即文明。我认为，人类的文明是由女人开始的，而不是由男人。

四 论幽默感

让萧伯纳代表爱尔兰，史蒂芬·里柯克（Stephen Leacock，加拿大著名作家和经济学家）代表加拿大；吉尔伯特·基思·切斯特顿（G.K.Chesterton，英国推理小说著名角色“布朗神父”创造者）已经死了，可是佩德勒·G·伍德豪斯（P.G.Wodehouse，英国幽默小说家，散文大师）或奥尔德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英国作家，代表作《美丽新世界》）可以代表英格兰。威尔·罗杰斯（Will Rogers，美国幽默大师及演员）可惜已经死了，不然他倒可以做一个美国代表。现在我们可以请罗伯特·本奇利（Robert Benchley，美国幽默作家）或海伍德·勃朗恩（Heywood Broun，美国著名记者）去代替他。

那么是谁在掀起战争呢？是那些有野心的人、有能力的人、聪明的人、有计划的人、谨慎的人、有才智的人、傲慢的人、太爱国的人，那些有“服务”人类欲望的人，那些想创造一些事业给世人一个“印象”的人，那些希望在什么场地里造一个骑马的铜像来睥睨古今的人。很奇怪，那些有能力的人、聪明的人、有野心的人、傲慢的人，也就是最懦弱而糊涂的人，缺乏幽默家的勇气、深刻和机巧。

五 论任性与不可捉摸

我也许是不了解经济学，可是经济学也不见得会了解我。今日的经济学还是在失败中，还不敢昂头来置身于科学之列。经济学如果只谈商品而不更向前谈到人类的动机，它当然不是科学；即使能谈到人类的动机而要想以统计的平均数去研究，也不是科学，充其量不过是拟科学。这是经济学的悲哀。经济学甚至还不曾创造出可以检查人类心智的技术。如果它以数学方法和统计的平均律去研究人类的活动，那更有着暗中摸索的危险。

六 个人主义

社会哲学的最高目标，也无非是希望每个人都可以过着幸福的生活。如果有一种社会哲学不认为个人的生活幸福是文明的最后目标，那么这种哲学理论是一个病态的、不平衡的心智的产物。

要批判一种文化的价值，我以为应该以这种文化能产生何等的男女为标准。

最后的和最好的方法，是依赖人类本身，及其自己天生的、常态的、充分发展的质素，而绝对不掺杂迷信的成分。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第五章 谁最会享受人生

一 发现自己：庄子

孔子说：“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在孔子少数而有意的诙谐语句中，这句实得我心。

孟子很赞成庄子人性已有所亡，而哲学之任务就是去发现并去取回那些失掉了的东西这句话。据孟子的见解，以为失掉的便是“赤子之心”。他说：“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孟子认为，文明的人为生活，其影响及于人类赤子之心，有如山上的树木被斧斤伐去一样。

二 情智勇：孟子

当我们渐次失掉那种少年心时，我们才会逐渐失掉我们内在的热情。

结果世界上多了一个伟大的“进取者”（Go-getter），把别人挤在一旁，自己爬到顶上，世界上从此多了一个意志刚强、心志坚定的人，不过感情——他称之为愚笨的理想主义或多情的东西——在他胸怀中的最后一些灰烬，也渐渐地熄灭了。我很看不起这种人，这世界上冷酷心肠的人实在太多了。如果国家有一天要施行消灭那些不适于生存者的生殖机能，第一步，应该把那些无道德感念的人、艺术观念陈腐的人、铁石心肠的人、残酷而成功的人、意志坚决一无情义的人，以及那一切失掉生之欢乐的人，一起把他们的生殖机能割掉——而不必亟亟于那些疯狂的人和患肺痨的人。因为在我看来，一个热情而有情感的人或许会做出一些愚蠢和鲁莽的事情，可是一个无热情也无情感的人好像是一个笑话或一幅讽刺画了。

从政的人顶了竭毕生心力为人群服役的名义，一星期须参加六次的宴会。他为什么不坐在家里，自己吃一顿简单的晚餐，随后穿上睡衣，舒舒服服地上床去睡呢？一个人在名誉或权力的迷惑下，不久也会变成其他骗子的奴隶，越陷越深，永无止日。他不久便开始想改革社会，想提高人们的道德，想维护教会，想消弥罪恶，做一些计划给人家去实行，推翻别人所定的计划，在大会中读一篇他的下属替他预备好的统计报告，在委员会的席上研究展览会的蓝纸图样，甚至想创设一间疯人院（真厚脸皮啊）——总之一句话，想干涉人家的生活。

唯一不合之处就是那演员或许会篡夺了那个人的位置，而完全占有了他；在这世上享盛名居高位的人，能够保存本性的真少而又少，也只有这一种人自知是在做戏，他们不会被权势、名号、资产、财富等人造的幻象所欺蒙。当这些东西跑来时，他们只用宽容的微笑去接受，他们并不相信他们如此便变成特殊，便和常人不同。这一类的人物是精神上的伟大，也只有这些人的个人生活始终是简朴的。因为他们永不重视这些幻象，所以简朴才永远是真真伟大人物的标志。小官员幻想着自己的伟大；交际场中的暴发户夸耀他的珠宝；幼稚的作家幻想自己跃登作家之林，马上变成较不简朴、较不自然的人，这些都足以表示心智之狭小。

三 玩世、愚钝、潜隐：老子

我们的演戏本能是根深蒂固的，以至于我们常常忘记离开舞台，忘记还有一些真正的生活可过。因此，我们一生辛辛苦苦地工作，并不依照自己的本性，为自己而生活，而只是为社会人士的喝彩而生活，如中国俗语所说老处女“为他人做嫁衣裳”。

老子刁慈的“老猾”哲学却产生了和平、容忍、简朴和知足的崇高理想，这看来似乎是矛盾的。这类教训包括愚笨者的智慧，隐逸者的长处，柔弱者的力量和熟悉世故者的简朴。

在中国的绘画中和文章中，有着不少的乞丐，不朽的隐逸者、癫僧，或如屠隆的《冥寥子游》中的奇隐士等等，在那上面，我们都可以看出这种尊崇愚者观念的反映。

四 “中庸哲学”：子思

我们大家都是生就一半道家主义，一半儒家主义。一个彻底的道家主义者理应隐居山中，去竭力摹仿樵夫和渔父的生活，无忧无虑，简单朴实如樵夫一般去做青山之王，如渔父一般去做绿水之王。道家主义者的隐士隐现于山上的白云中，一面俯视樵夫和渔父在相对闲谈；一面默念着青山、流水，全然不理会这里还有着两个渺小的谈话者，他在这种凝想中获得一种彻底的和平感觉。不过要叫我们完全逃避人类社会的那种哲学，终究是拙劣的。此外还有一种比这自然主义更伟大的哲学，就是人性主义的哲学。所以，中国最崇高的理想，就是一个人不必逃避人类社会和人生，而本性仍能保持原有快乐。如果一个人离开城市，到山中去过着幽寂的生活，那么他也不过是第二流隐士，还是环境的奴隶。“城中隐士实是最伟大的隐士”，因为他对自己具有充分的节制力，不受环境的支配。如果一个僧人回到社会上去喝酒、吃肉、交女人，同时并不腐蚀他的灵魂，那么他便是一个“高僧”了。因此，这两种哲学有互通性，颇有合并的可能。儒教和道家的对比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这两种学说只是代表了两个极端的理论，而在这两个极端的理论之间，还有着许多中间的理论。

李密庵（清代诗人）在他的《半半歌》

看破浮生过半，半之受用无边。半中岁月尽幽闲，半里乾坤宽展。
半郭半乡村舍，半山半水田园。半耕半读半经廛，半士半民姻眷。
半雅半粗器具，半华半实庭轩。衾裳半素半轻鲜，肴馔半丰半俭。
童仆半能半拙，妻儿半朴半贤。心情半佛半神仙，姓字半藏半显。
一半还之天地，让将一半人间，半思后代与沧田，半想阎罗怎见。
酒饮半酣正好，花开半时偏妍。帆张半扇免翻颠，马放半缰稳便。
半少却饶滋味，半多反厌纠缠。百年苦乐半相参，会占便宜只半。

五 爱好人生者：陶渊明

陶渊明也是整个中国文学传统上最和谐最完美的人物，我想没有一个中国人会反对我的话吧。他没有做过大官，很少权力，也没有什么勋绩，除了本薄薄的诗集和三四篇零星的散文外，在文学遗产上也不曾留下什么了不得的著作，但至今还是照彻古今的炬火，在那些较渺小的诗人和作家心目中，他永远是最高人格的象征。他的生活和风格是简朴的，令人自然敬畏，会使那些较聪明与熟识的人自惭形秽。他是今日真正爱好人生者的模范，因为他心中虽有反抗尘世的欲望，但并不沦于彻底逃避人世，而反使他和七情生活洽调起来。

“我醉欲眠卿且去。”（语出李白《山中与幽人对酌》）

他有一张无弦的琴，这种古代的乐器只能在心情很平静的时候，慢慢地弹起来才有意思。他和朋友喝酒时，或是有兴致想玩玩音乐时，便抚抚这张无弦的琴。他说：“但识琴中趣，何劳弦上声？”

第六章 生命的享受

二 人类的快乐属于感觉

在我看来，快乐问题大半是消化问题。我很想直说快乐问题大抵即是大便问题，为保持我的人格和颜面起见，我得用一位美国大学校长来做我的护身符。这位大学校长过去对每年的新生演说时，总是要讲那句极有智慧的话：“我要你们记住两件事情：读《圣经》和使大便通畅。”他能说出这种话来，也可想见他是一个多么贤明，多么和蔼的老人家啊！一个人大便通畅，就觉快乐，否则就会感到不快乐，事情不过如此而已。

谈到我们的快乐，不要陷入抽象的议论中去，我们应该注意事实，把自己分析一下，看看我们一生中在什么时候得到真正快乐。这个世界中，快乐往往须从反面看出来，无忧愁、不受欺凌、无病无痛便是快乐。但也可成为正面感觉，那就是我们所说的欢乐，我所认为真快乐的时候，例如在睡过一夜之后，清晨起身，吸着新鲜空气，肺部觉得十分宽畅，做了一会儿深呼吸，胸部的肌肤便有一种舒服的动作感觉，感到有新的活力而适宜于工作；或是手中拿了烟斗，双腿搁在椅上，让烟草慢慢均匀地烧着；或是夏月远行，口渴喉干，看见一泓清泉，潺潺的流水声已经使我觉得清凉快乐，于是脱去鞋袜，拿两脚浸在凉爽的清水里；或一顿丰盛餐饭之后，坐在安乐椅上，面前没有讨厌的人，大家海阔天空地谈笑着，觉得精神上和身体上都与世无争；或在一个夏天的下午，天边涌起乌云，知道一阵七月的骤雨就要在一刻钟内落下来，可是雨天出门不带伞，怕给人家看见难为情，连忙趁雨未降下的时候，先跑了出去；半途遇雨，淋得全身湿透，告诉人家，我中途遇雨。

（！！！！！）

在某一节文章里，梭罗对于蟋蟀的鸣声所生的崇高美感说：
先察蟋蟀所住的孔穴。在石头中间，穴隙到处都有。一只蟋蟀的单独歌儿更使我感到趣味。它暗示“出世已迟”，但也只有当我们认识时间和永恒的意义时，“迟延”才感觉得到。其实它什么也不迟，只是赶不上世间一切琐碎而匆忙的活动罢了。它表现着成熟的智慧，超越一切俗世的思想，它就这样在春的希望和夏的炎热中间具着秋的冷静和成熟的智慧。它们对小鸟儿说：“啊！你们真像孩子，随着感情说话；大自然就是借着你们而说话的；我们却两样儿了，季节不为我们而旋转；我们反唱着它们的催眠曲。”它们就这样永恒地在草根脚下唱着。它们的住处便是天堂，不论是在五月或十一月，永远是这样。它们的歌儿具有宁静的智慧，有着散文的平稳，它们不饮酒，只吃露水。当孵卵期过后，它们的宁静无声并不是恋爱心境受了阻抑，而是归荣耀于上帝，与对上帝的永恒享受。它们处于季节转变之外。它们的歌儿像真理那样永垂不朽。人类只有在精神比较健全的时候，才能听见蟋蟀的鸣声。

三 金圣叹之不亦快哉三十三则

金圣叹之不亦快哉三十三则

读《虬髯客传》，不亦快哉！

四 对唯物主义的误解

爱人类不应该成为一种学说，或是一个信条，或是一个智能上的坚信问题，或是一个能发生辩论的题目。对人类的爱如果需要一些理由来做根基，那便不是真正的爱。这爱必须是绝对自然的，对于人类，应该像鸟鼓翼那样自然。这爱必须是一种直觉，由一个健全的接近大自然的灵魂产生出来。一个真爱树木的人，绝不会虐待任何动物。在十分健全的精神当中，当一个人，对人生与同类都具有一种信念时，当他们对大自然具有深切的认识时，仁爱也就是自然的产物了。这一种人用不着任何哲学或任何宗教去告诉他要有仁爱。因为他自己的心灵已经从他的感官上获得适当的营养；他的心灵已经从造作的生活和人类社会的人为学问解放出来，他已能保持一种智能和道德的健全。所以，当我们挖开泥土，使这个仁爱泉源的洞口扩大时，人家不能责难我们，说我们在宣布大公无私的观念。

（！！！！！）

唯物主义是被人们误解了，而且误解得很严重。关于这一点我应该让桑塔耶纳（George Santayana，西班牙著名自然主义哲学家、美学家，美国美学的开创者）来说话。他说他自己是“一个唯物主义者——也许是仅存的唯物主义者”，可是，我们都知道在现代他或许是一个最可爱的人物。他说我们对唯物主义观念的偏见乃是一种外表观察者的偏见。人们对于某些缺点，只在拿来和自己的信条比较时，才会觉得惊异。但只有当我们的精神生活在那个新世界中的时候，我们方才能够真正了解异族的、信仰宗教或国家。所谓“唯物主义”是含有一种喜悦、一种欢乐、一种健全的情感，这是我们平日不曾仔细看到的。桑塔耶纳说：“真正的唯物主义者是跟德谟克利特这一类的笑的哲学家一样的，我们都是‘不情愿的唯物主义者’，希冀着精神主义，可是事实上过着自私自利的物质生活，我们只是畸形地向着智力方面去发展，而不能发笑。”

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一个生就的而不是半路出家的唯物主义者，应像那个智慧的德谟克利特那样是一个笑的哲学家。他对于那些能够表现各种美妙形状的机构，那些能鼓动极大兴奋的情感，一定会感到欣喜。在自然科学博物院里的参观者，见了那些放在匣中的数千百种蝴蝶、火烈鸟、贝类动物、毛象、大猩猩，一定会感到欣喜；这两种快乐情绪一定含有智能上同样的质素。这世界中的无量数的生命里，当然也有它们的苦痛，不过这些苦痛是马上会消失的，然而当时的行列是何等瑰丽伟大，那些普遍的交互作用也何等引人入胜，而那些专制的小情感偏又何等愚蠢，又无法避免。有活力的灵心里所产生的物质主义，大抵就是下列这种情感吧：活跃的、欢乐的、大公无私的、蔑视私人幻觉的。

五 心灵的欢乐怎样

文学也只是重作一幅人生的图画，表现它的环境和色彩，表现草地的香味和都市中沟渠的臭味，此外，可还有什么作用呢？我们大抵都有一个观念，认为一部小说必须要描写出真正的角色和真实的情感，才近于真正文学的水准。如果一本书的描写脱离了人生，或只把人生做了一个平淡的解剖，那便不是真正的文学；一本书越有真实的人性，也便越是好文学。如果一本小说只淡淡地分析一下，而不把人生的甜酸苦辣描写出来，怎能引得起读者的兴趣呢？

我觉得艺术、诗歌和宗教的存在，其目的是辅助我们恢复新鲜的视觉，富于感情的吸引力和一种更健全的人生意识。我们正需要它们，因为当我们上了年纪的时候，我们的感觉将逐渐麻木，对于痛苦、冤屈和残酷的情感将变为冷淡，我们的人生想象，也因过于注意冷酷和琐碎的现实生活而变成歪曲了。现在幸亏还有几个大诗人和艺术家，他们的那种敏锐的感觉，那种美妙的情感反应和那种新奇的想象还没失掉，还可以行使他们的天职来维持我们道德上的良知，好比拿一面镜子来照我们已经迟钝了的想象，使枯竭的神经兴奋起来。这样说来，艺术应该是一种讽刺文学，对我们麻木了的情感、死气沉沉的思想和不自然的生活的一种警告。它教我们在矫饰的世界里保持着朴实真挚。它应该可以使我们回复到健康幸福的生活，使我们从过分智能活动所产生的昏热中恢复过来。它应该可以使我们的感觉变敏锐，重使我们的理性和本有的天性发生联系，由恢复原有的本性，把那脱离生活中已毁坏的部分收集起来，重变成一个整体。如果我们在世界里有了知识而不能了解，有了批评而不能欣赏，有了美而没有爱，有了真理而缺少热情，有了公义而缺乏慈悲，有了礼貌而一无温暖的心，这种世界将成为一个多么可怜的世界啊！

只有那种和诗歌相应的哲学，只有那种使我们对大自然和人类天性更有真切见识的哲学，于我们才有用处。

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诚则明矣，明则诚矣。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

第七章 悠闲的重要

一 人类是唯一在工作的动物

二 中国的悠闲理论

我认为文化本来就是空闲的产物，所以文化的艺术就是悠闲的艺术。在中国人心目中，凡是用他的智慧来享受悠闲的人，也是受教化最深的人。在哲学的观点上看来，劳碌和智慧似乎是根本相左的。智慧的人绝不劳碌，过于劳碌的人绝不是智慧的，善于优游岁月的人才是真正有智慧的。

中国人的悠闲哲学，可以在十八世纪的一个不大出名的女词人舒白香所说的话里看出来。她以为时间之所以宝贵，乃在时间之不被利用：“闲暇之时间如室中之空隙。”

三 悠闲生活的崇尚

我们的生活太狭仄了，使我们对精神生活的美点不能有一个自由的视野，我们精神上的“屋前空地”太缺乏了。

另一位诗人白玉蟾，为他的书斋所写《慵庵》

丹经慵读，道不在书；
藏教慵览，道之皮肤；
至道之要，贵乎清虚；
何谓清虚？终日如愚。
有诗慵吟，句外肠枯；
有琴慵弹，弦外韵孤；
有酒慵饮，醉外江湖；
有棋慵弈，意外干戈；
慵观溪山，内有画图；
慵对风月，内有蓬壶；
慵陪世事，内有田庐；
慵问寒暑，内有神都。
松枯石烂，我常如如。
谓之慵庵，不亦可乎？

五 运气是什么

简单讲来，中国的哲学，可说是注重人生的知识而不注重真理的知识。中国哲学家把一切的抽象理论撇开不谈，认为和生活问题不发生关系，以为这些东西是我们理智上所产生的浅薄感想。他们只把握人生，提出一个最简单的问题：“我们怎样生活？”

六 美国三大恶习

佛道二家的区别在于佛家的意念是要一个人与世无争，道家的意念却相反，要一个人根本不为世人所求。世上最快乐的人，也就是不被世人所求的无忧无虑的人。

世界上一切出名的艺术，大家都一定要求要有一个名副其实的特性，我们的生活同样该要求他具有一种特性。但特性这种奇妙的东西是跟酒的醇熟一样的，它必须要静止着不动，还需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并不是马上就可以制造出来的。在东方人的心目中，一概都觉得美国男女老少十分好笑，因为他们渴望工作，用尽方法来获得宝贵的自尊心，使年轻一代尊敬。

特性常和那些古旧的事物，那些依靠时间去生长的事物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特性在形成中的标识很多，人到中年时，面孔上一些美丽的线条，就是这标识的表现。

在一九三七年，我们男女都是一九三七年式样，到了第二年，每个人又都具有第二年的式样了。古教堂、旧式家具、版子很老的字典以及古版的书籍，我们是喜欢的，但大多数的人都忘却了老年人的美。这种美值得我们欣赏，在生活上十分需要。我以为古老的东西，圆满的东西，饱经世变的东西才是美的。

第八章 家庭之乐

三 性的吸引

我虽然不是先知，但我敢预言，在不久的将来，中国女人也必于每天早晨在床上做几分钟腰腿运动，以讨她的丈夫或自己的欢喜。然而很显明的事实在这里：现在的美国女人是更致力于身体上的性吸引力，并专在性吸引力方面讲究她们的衣饰，以讨男人的欢喜。其结果是：在公园里或街上所见的一般女人，大多具有较为苗条的身材，都穿着较为讲究的衣裳。这确须感谢女人所费于保持其曲线的努力，因而使男人获得很大的愉快，但据我的想象，她们在神经上必因此受很重大的影响。我所说的性吸引力，均系对母性吸引力，或对女人的一般吸引力而言。我疑心现代文明的这一种状态，已把它的特质深印于现代恋爱和婚姻上了。

我所要使人明白的是：松弛我们的肌肉，不一定是一件罪恶，但我并没有说我们可以一天到晚松弛我们的肌肉，或如此办法是最合卫生的姿势。我的原意并不如此，人类的生活终须由工作和游憩循环为用，即紧张和松弛相替为用。男人的脑力和工作能力也如女人的身体一般，每月有一种循环式变迁。威廉·詹姆斯说，脚踏车的链子如若绷得太紧，即有碍于转动的顺利，人类的心力也正相同。无论什么事情终是个习惯问题，人体内有一种调节的无穷能力。日本人惯于盘腿坐在地上，我颇疑心如叫他们改坐椅上，他们即易于犯腿抽筋的毛病。我们只有借着将工作时间中完全挺直的姿势和工作完毕后躺在睡椅中的舒服姿势循环变换，方能成就生活的最高智慧。

第九章 生活的享受

三 谈话

这群纵横家或学者都是长于口才，善于譬喻，他们的言论很多记载于《战国策》中。从这种自由而智巧的言论中产生了几位大哲学家，以“为我主义”著名的杨朱，以“现实主义”著名的韩非子（他和马基维里Machiaevelli相似但较为温和）和以敏捷辩论著名的大外交家晏子。这些都可以证实我的假说。

只有在有闲的社会中，谈话艺术方能产生，这是很显明的；只有从谈话艺术中，优美通俗的文章方能产生，这是同样显明的。一般说起来，谈话艺术和优美通俗文章的艺术在人类文明进步史中产生的时间比较迟。因为人类的心灵必须先经过一种敏锐微妙技巧的发展，方能达此地步。而要发展这些，则又非生活有闲不可。文化本身的进步，实是有赖于空闲的合理利用，而谈话不过是其中的方式之一罢了。一天忙到晚的生意人，吃了晚饭就睡觉，鼾声如牛者，是绝不能有所助于文化的。

四 茶和交友

烟酒茶的适当享受，只能在空闲、友谊和乐于招待之中发展出来。因为只有富于交友心，择友极慎，天然喜爱闲适生活的人士，方有圆满享受烟酒茶的机会，如将乐于招待心除去，这三种东西便毫无意义。享受这三件东西，也如享受雪月花草一般，须有适当的同伴。中国的生活艺术家最注意此点，例如：看花须和某种人为伴，赏景须有某种女子为伴，听雨最好在夏日山中寺院内躺在竹榻上。总括起来，赏玩一样东西时，最紧要的是心境。我们对每一种事物，各有一种不同的心境，不适当的同伴，常会败坏心境。所以生活艺术家的出发点就是，如更想要享受人生，第一个必要条件即是和性情相投的人交朋友，须尽力维持这友谊，如妻子要维持其丈夫的爱情一般，或如一个下棋名手宁愿跑一千里的长途去会见一个同志一般。

明陈继儒《小窗幽记》曾说过：
赏花须结豪友，观妓须结淡友，登山须结逸友，泛舟须结旷友，对月须结冷友，待雪须结艳友，捉酒须结韵友。

五 淡巴菇和香

口含烟斗者是最合我意的人，这种人都较为和蔼，较为恳切，较为坦白，又大都善于谈天。我总觉得我和这般人必能彼此结交相亲。我对萨克雷所说的话极表同情。他说，烟斗从哲学家的口中引出智慧，也封闭愚拙者的口，使之缄默；它能产生一种沉思的、富有意思的、仁慈的和无虚饰的谈天风格。

中国文学中，提到淡巴菇的好处者很少，不像称赞酒类那么随处可见。因为吸烟的习惯是直到十六世纪方始由葡萄牙水手传到中国的。

六 酒令

比较复杂的酒令，行时须用令筹。中国小说《兰花梦》中曾记载着下述这个酒令：其令筹分为三组，以六种人在六种地点做六种事，错综配合为游戏。
六种人是：纨绔子　老僧　佳人　屠夫　妓女　叫花
六种地点是：官道　方丈　闺阁　大街　红楼　坟茔
六种所做的事是：骑马　念经　刺绣　打架　调情　睡觉
每人随意从这三组中各抽一筹，而将人地事配合起来，往往成为极滑稽可笑的事情。例如：老僧在闺阁中调情，妓女在坟茔中念经，叫花在红楼中睡觉，屠夫在官道上刺绣，佳人在方丈中打架等等，都可以拿来当报纸的绝妙标题。待各人将筹抽定，即以所配合的人事为题，令各人说一句五言诗，一个曲牌名，再加一句诗经以咏之，总以意思贴切者为上。

七 食品和药物

在我个人，食物哲学大概可以归纳为三事，即新鲜，可口，火候适宜。高手厨师如若没有新鲜的作料，也做不出好菜。他们大概都能使你知道烹调的良否一半在于办作料。十七世纪的大诗人和享乐家袁子才在著作中述及他的厨师：他是一个极高尚自重的人，如若作料不是新鲜，即使强迫他，也不肯动手烹煮的。这厨师的脾气很坏，但他因为主人知味，所以依旧能久于其职。四川现在有一位年纪很大的高手厨师，要请他来做一次菜很费事，须提前一星期预约，以便他有充分买办作料的时间，须完全听他自择菜肴，而不许点菜。

普通人都知道凡是新鲜食品都是好吃的。这种知识使力不足以雇高手厨师的人，也有着享用美味的机会。在享受的供给上，依赖大自然实胜于依赖文化。为了这个理由，凡家里有菜园或居住乡间的人，虽然没有高手厨师，也自必能够享受种种美食。为了同样的理由，食物必须在其产地吃过之后，方能评断其美恶。但对一个不懂买办新鲜食品的主妇，或单是吃冷藏食物即觉得满意的人，对他讲何以享受美味实是徒然的。

九 西装的不合人性

中国的绅士都穿中国衣服。此外如名成利就的中国高士、思想家、银行家，有许多从来没有穿过西装，有许多则于政治、金融或社会上获得成就立刻改穿中装。他们会立刻回头，因为他们已经知道自己的地位稳固无虑，无须再穿上一身西装，以掩饰他们的浅薄英文智识或他们的低微本能。上海的绑匪绝不会去绑一个穿西装的人，因为他们明知这种人是不值一绑的。你可知道中国现在穿西装者是怎样一些人吗？大学生，赚百元一月薪俸的小职员，到处去钻头觅缝的政治家，党部青年，暴发户，愚人，智力薄弱的人。最后，当然还有那亨利·溥仪，俗极无比地题上一个外国名字，穿上一身西装，还要加上一副黑眼镜，单是这身装束，已足使他丧失一切复登大雅之堂的机会。

中装和西装在哲学上不同之点就是，后者意在显出人体的线形，而前者意在遮隐之。但人体在基本上极像猢狲的身体，所以普通应该是越少显露越好。试想甘地只围着一条腰裾时是个什么样子？西装之为物，只有不识美丑者方会说它好。其实呢，“完美的体形世上很少”这句话也是迂腐之谈。你只要到纽约游戏场去一趟，便能看到人的体形是如何美丽。但美点的显露，并不是穿了西装使人一望而知其腰围是三十二寸或在三十八寸的说法。一个人何必一定要被人一望而知他的腰围是在三十二寸呢？如若是一个颇为肥胖的人，何必一定被人知道他腰围的大小，而不能单单自己明白呢？因此，我也相信年在二十到四十之间、身材苗条的女人和身体线形没有被现代不文明生活所毁损的儿童，确是穿西装较为好看。但是叫所有男女不分美丑，都把身体线形显露于别人的眼前，又是另一句话了。女人穿了西式晚礼服的优雅好看，实不是东方的成衣匠所能梦想到的。但一个四十多岁的肥胖妇人，穿了露出背脊的礼服出现于戏院中，其刺目也是西方所特有的景象。对于这样的妇人，中国衣服实较为优容，也和死亡一般使大小美丑一律归于平等。

穿西装不论寒暑表低到零摄氏度以下，或高到一百摄氏度以上，总是限于一身内衣裤，一件衬衫，一件外衣，连或不连马甲，但中国衣服可以加减随心。据一个故事说：有一个中国妇人，看见她儿子打一个喷嚏，即替他加上一件袍子；打两个喷嚏，再加一件；打第三个喷嚏，再加一件。这是西方做母亲的人所办不到的。她到儿子打第三个喷嚏时，恐怕就要手足无措，而只有去请教医生之一法了。我不能不信中国民族所以能够不被肺痨和肺炎所灭尽，全靠那一件棉袍的力量。

十 房屋和内部布置

李笠翁在他所著的书中，讨论许多关于结构和布置上的要点。所涉及的物事有房屋、窗户、屏、灯、桌、椅、古玩、橱、床、箱、柜，等等。他极富创作思想，对每一件东西都有新颖的议论。他所创作的器具中，有许多种至今为人所乐用。最著名的是他在世时即已有人仿制出售芥子园信笺和窗户板壁的制法。他那部讨论生活艺术的书虽不很为人所知道，但初学画家所奉为圭臬的《芥子园画谱》极为著名。此外《李笠翁十种曲》也很著名。因为他是一个戏剧作家、音乐家、享乐家、服装设计家、美容专家，兼业余发明家，真可谓多才多艺。

他对于床的式样有极新颖的见解。据他说，每次迁入一所新屋时，所注意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那张床。中国式的床大概都有高架可以挂帐子，其本身差不多等于一间小室。里面装置着帐榫床几和屉斗，以便安放书本茶壶鞋袜等零碎物件。李氏以为“床令生花”，就是床上并宜置几盆花草，他的方法是将一只特制的，阔约一尺，高仅二三寸的轻几，从帐顶悬下来。据他的意见，这只花几应该用彩纱包裹，并折成绉纹以像行云。这个几上便可以安放应时的盆花，即使偶缺，或焚龙涎香的炉，或佛手木瓜，以取其香。

李氏的发明中，在我看来，当以窗户的制法为最杰出。他曾发明“扇面窗”（湖上游艇所用）和“梅花窗”。中国人的习俗，扇面上都有书画，并有人癖嗜收集这种旧扇面，订成册页。扇面窗之制即取意于此。所以李氏以为游艇如安上扇面式的窗子，则艇中人从船窗观望两岸的景物，两岸的路人由船窗窥望艇中人的动作，都像在观看扇面画了。因为窗子之为物，其要点即在能任人从其中看得见外面的景物，正如我们所谓眼睛乃是灵魂的窗户。所以据李氏说起来，窗子的制法应以能在最有利的地位，望见最优美的景物为主。因而可以假借室外的风景，以补充室内自然成分的缺乏。

第十章 享受大自然

一 乐园已经丧失了吗

上帝或许会请我们去赴他的筵席，或许不请。中国人的态度是不问被邀请与否，总去赴席。菜肴既是这样的丰盛，而我们适又饥饿了，不吃也是呆子。尽管让哲学家去进行他们的形而上学的探讨，让他们去研究我们是否在被邀请之列，但聪明人必会在菜肴未冷之前，动手去吃，饥饿和好的常识常是并行的。

最聪明的法子就是：径自去享用这席菜肴，而不必憎嫌生活的单调。

二 论宏大

这星球上面还有幽静的山，都是近乎治疗式的幽静。如幽静的峰、幽静的石、幽静的树，一切都是幽静而伟大的。凡是环抱形的山都是一所疗养院，人居其中即好似依偎在母亲的怀里。我虽不信基督教，但我确信伟大年久的树木和山居，实具有精神上的治疗功效，并不是治疗一块断骨或一方受着传染病的皮肤的场所，而是治疗一切俗念和灵魂病患的场所。

三 两个中国女子

中国作家至少有很多个都喜爱记录夫妇闺房乐趣的回忆。其中冒辟疆所著的《影梅庵忆语》，沈三白的《浮生六记》和蒋坦的《秋灯琐忆》，更是极好的例子。

四 论石与树

所以，当前的大问题就是：怎样去要回大自然、将大自然依旧引进人类的生活里边？这是一个极难于措置的问题。人们都是住在远离泥土的公寓中，即使他有着最好的艺术心性，将何从去着力呢？即使他有另租一间房屋的经济实力，但这里边怎样能够种植出一片草场，或开一口井，或种植一片竹园呢？一切的一切都是极端的错误，都是无从挽回的错误。除了摩天大厦，和夜间成排透露灯光的窗户之外，还有什么可以使人欣赏的东西呢？一个人越多看这种摩天大厦和夜间成排透露灯光的窗户，便会越自负人类文明的能力，而忘却人类本是何等渺小的生物。所以我只能认这个问题为无解决的可能，而搁在一旁。

所以，第一步我们须使每个人有很多的空地。不论什么借口，剥夺人类土地的文明总是不对的。假使将来产生一种文明，能使每个人都有一亩的田地，他才有下手的机会。他就可以有着自己所有的树，自己所有的石。他在选择地段的时节，必去选原有大树的地方。倘若果真没有大树，他必会赶紧去种植一些易于生长的树，如：竹树、柳树之类。他不必再将鸟养在笼中，因为百鸟都会自己飞来。他必会听任青蛙留在近处，并且留些蝎子、蜘蛛。那时他的儿童才能在大自然中研究大自然，而不必从玻璃柜中去研究。儿童至少有机会去观察小鸡怎样从鸡蛋中孵出来，而对于两性问题不会再和那波士顿高等家庭中儿童一般一窍不通了。他们也有了机会可以看见蝎子和蜘蛛打架，他们的身上将时常很舒服地污秽了。

艺术上的智慧在于隐匿艺术。我们都是太好自显本领，在这一点上我不能不佩服清代的阮元。他于巡抚浙江的任上，在杭州西湖中造了一个小屿，即后人所称的“阮公屿”。这屿上并没有什么建筑，连亭子碑柱等都没有，他在这件创作上完全抹去了个人。现在这阮公屿依然峙立在西湖的水中，是约有百码方圆的一方平地，高出水面不过尺余，地上所有的不过是青葱飘拂的柳树。如在一个烟雾迷离的日子去远望这屿，你便能看到它好似从水中冉冉上升，杨柳的影子映在水中，冲破了湖面的单调，而使它增加了风韵。所以这阮公屿是和大自然完全和谐的。它不像那美国留学生回国后所造的灯塔式纪念塔般，令人看了触眼。这纪念塔是我每看见一次便眼痛一次的，我曾公开地许愿，我如若有一天做了强盗头而占据杭州，我的第一件行动便是用大炮将这个纪念塔轰去。

五 论花和折枝花

据中国旧书的说法，牡丹共有九十种，各有一个诗意的特别名称。

我的家乡福建是中国有名的“建兰”产地。建兰的花瓣较小，长只一寸，颜色淡绿，种在紫沙盆中，异常好看。最著名的一种名叫“郑孟良”，颜色和水差不多，浸在水中竟可花水不分。

七 张潮的警句

艺花可以邀蝶，累石可以邀云，栽松可以邀风，贮水可以邀萍，筑台可以邀月，种蕉可以邀雨，植柳可以邀蝉。
楼上看山，城头看雪，灯前看月，舟中看霞，月下看美人，另是一番情境。

梅令人高，兰令人幽，菊令人野，莲令人淡，春海棠令人艳，牡丹令人豪，蕉与竹令人韵，秋海棠令人媚，松令人逸，桐令人清，柳令人感。

第十一章 旅行的享受

一 论游览

我曾在杭州名泉和名茶的产地虎跑看见过旅行者将自己持杯饮茶时的姿势摄入照片。拿一张在虎跑品茶的照片给朋友看，当然是一件很风雅的事情，所怕的就是他重视照片而忘却了茶味。这种事情很易使人的心胸受到束缚，尤其是自带照相机的人，如我们在巴黎或伦敦的游览中所见者，他们的时间和注意力已完全消耗于拍摄照片之中，以致无暇去细看各种景物了。

旅行以求忘却一切。

一个真正的旅行家必是一个流浪者，经历着流浪者的快乐、诱惑和探险意念。旅行必须流浪式，否则不成其为旅行。旅行的要点于无责任、无定时、无来往信札、无嚅嚅好问的邻人、无来客、无目的地。一个好的旅行家绝不知道他往哪里去，更好的甚至不知从何处而来，他甚至忘却了自己的姓名。屠隆曾在他所著的《冥廖子游》中很透彻地阐明这一点——这游记我译引在下文里边。他在某处陌生的地方并无一个朋友，但恰如某女尼所说：“无所特善视者，尽善视普世人也。”没有特别的朋友，就是人尽可友，他普爱世人，所以处身于其中，领略他们的可爱处和他们的习俗。这种好处是坐着游览汽车看古迹的旅行家所无从领略的，因为他们只有在旅馆里边和从本国同来的游伴谈天的机会。

我以为除此以外，另有一种旅行，不为看什么事物，也不为看什么人的旅行，所看的不过是松鼠、麝鼠、土拨鼠、云和树。我有一位美国女友曾告诉我，有一次，她怎样被几个中国朋友邀到杭州附近的某山去看“虚无一物”。据说，那一天早晨雾气很浓。当她们上山时，雾气越加浓厚，甚至可以听得见露珠滴在草上的声音。这时除了浓雾之外，不见一物，她很失望。“但你必须上去，因为顶上有奇景可见呢。”她的中国朋友劝她。于是她跟着向上走去。不久，只看见远处一块被云所包围的怪石，别人都视为好景。“那里是什么？”她问。“这就是倒植莲花。”她的朋友回答。她很为懊恼，就想回身。“但是顶上还有更奇的景致哩。”她的朋友又劝。这时她的衣服已半潮，但她已放弃反抗，所以依旧跟着别人上去。最后，她们已达山顶，四围只见一片云雾和天边隐约可见的山峰。“但这里实在没有什么可看啊。”她责问。“对了，我们特为上来看虚无一物的。”她的中国朋友回答。

依金圣叹之说，两者是相同的。旅行者所必需的行具就是如他在著名的戏曲《西厢记》的评语中所说：“胸中的一副别才。眉下的一副别眼。”其要点在于此人是否有易觉的心和能见之眼。倘若他没有这两种能力，即使跑到山里去，也是白费时间和金钱。在另一方面，倘若他有这两种能力，则不必到山里去，即坐在家里远望，或步行田间去观察一片行云、一只狗、一道竹篱或一棵树，也能同样享受到旅行的快乐。

夫吾胸中有其别才，眉下有其别眼，而皆必于当其无处，而后翱翔，而后排荡，然则我真胡为必至于洞天福地？正如顷所云，离于前未到于后之中间，三十二里，即少止于一里半里，此亦何地不有所谓当其无之处耶？一略彴小桥、一槎枒独树、一水、一村、一篱、一犬，吾翱翔焉，吾排荡焉。此其于洞天福地之奇奇妙妙，诚未能知为在彼，而为在此也？

且人亦都不必胸中之真有别才，眉下之真有别眼也。必曰，先有别才而后翱翔，先有别眼而后排荡，则是善游之人，必至旷世而不得一遇也。如圣叹意者，天下亦何别才别眼之与，有但肯翱翔焉，斯即别才矣；果能排荡焉，斯即别眼矣。米老之相石也曰：“要秀、要皱、要透、要瘦。”今此一里半里之一水、一村、一篱、一犬则皆极秀、极透、极皱、极瘦者也，我亦定不以如米老之相石故耳。诚亲见其秀处、皱处、透处、瘦处乃在于此，斯虽欲不于是焉翱翔，不于是焉排荡，亦岂可得哉？且彼洞天福地之为峰、为岭、为壁、为溪、为坪坡梁涧，是亦岂能多有其奇奇妙妙者乎？亦都不过能秀、能皱、能透、能瘦焉耳。由斯一言，然则必至于洞天福地而后游，此其不游之处，盖以多多矣。且必至于洞天福地而后游，此其洞天福地，亦终于不游已也。何也？彼不能知一篱、一犬之奇妙者，必彼所见之洞天福也，皆适得其不奇不妙者也。

二 《冥寥子游》

沿溪踏沙行，
水绿霞红处；
仙犬忽惊人，
吠入桃花去。

第十二章 文化的享受

一 智识上的鉴别力

教育和文化的目标，只在于发展智识上的鉴别力和良好的行为。一个理想的受教育者，不一定要学富五车，而只须明于鉴别善恶；能够辨别何者是可爱，何者是可憎的，即在智识上能鉴别。最令人难受的，莫过于遇着一个胸中满装着历史的事实人物，并且对苏俄或捷克的时事极为熟悉，但见解和态度完全错误的人。

所以一个真有学问的人，其实就是一个善于辨别是非者。这就是所谓鉴别力，而有了鉴别力，雅韵即会随之而生。一个人如若想有鉴别力，他必须先有见事明敏的能力，独立的判断力，不为一切社会的、政治的、文学的、艺术的或学院式诱惑所威胁或眩惑。一个人在成人时代中，四周当然必有无数各种各式的诱惑，如：名利诱惑、爱国诱惑、政治诱惑、宗教诱惑，惑人的诗人、惑人的艺术家、惑人的独裁者与惑人的心理学家。当一个心理分析家告诉我们，幼年时代的脏腑效能的种种不同运用切实有关一个人日后生活中的志向、挑衅心和责任心，或便秘症引起暴躁的性情时，凡有识力者对之只可付诸一笑。当一个人错误时，他就是错误的，不必因震于他的大名或震于他的高深学问，而对他有所畏惧。

因此识和胆是相关联的，中国人每以胆识并列，而据我们所知，胆力或独立的判别力，实在是人类中一种稀有的美德。凡是后来有所成就的思想家和作家，大多在青年时即显露出智力上的胆力。这种人绝不肯盲捧一个名震一时的诗人，他如真心钦佩一个诗人时，必会说出他钦佩的理由。这就是依赖着他的内心判别而来的，这就是我们所谓文学上的鉴别力。他也绝不肯盲捧一个风行一时的画派，这就是艺术上的鉴别力。他也绝不肯盲从一个流行的哲理或一个时髦的学说，不论他们有着何等大名做后盾。他除了内心信服之外，绝不肯昧昧然信服一个作家。如若那个作家能使他信服，那个作家就是不错的；但如若那作家不能使他信服，则那个作家是错误的，而他自已是对的，这就是智识上的鉴别力。这种智力上的胆力和独立的判断力，无疑必须一己的内心中先具着一种稚气的、天真的自信心。但一己的内心所能依赖的也只有这一点，所以一个学生一旦放弃他个人判断的权利时，便顿然易于被一切人生的诱惑动摇了。

我们用这个制度，因为我们是在将民众整批地教育，如在工厂里边一般。而一涉工厂的范围，则一切都须依着呆板的机械式制度去行事了。为了保护学校的名誉和将产物标准化，学校要发给文凭，以为证明。为了须发文凭，便不能没有次第；为了须分次第，便不能没有记分；为了须记分，便不能没有大小考试了。这全部的程序，成为一个整个的合于逻辑的必然事件，而使人无从避免。但机械式大小考试，为害之大，远过于我们所能想见。因为它立刻使人注重强记事实而忽略了鉴别力的发展。我本人曾当过教师，很知道出历史题目确比一般的泛常普通智识题目较为容易，印批分数时也较为省力。

（以学习理性去理解非理性，徒劳）

我们须放弃一个人的智识有法子考验或测量的概念。庄子说得好：“我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寻求学识，终不过是像去发现一个新大陆，或如阿纳托尔·法朗士（Anatole France）所说：“一个心灵的探险行为。”我们如用一种坦白的、好奇的、富于冒险性的心胸去维持这个探索精神，则这种寻求行为便永远是一种快乐而不是痛苦了，我们应该舍弃那种规定的、划一的、被动的强记事实方法，而将这种积极滋长的个人快乐定为理想目标。

寻求智识完全是自己的事情，而和旁人无干，只有如此，教育方能成为一种快乐并趋于积极。

（兔砸说到的自己学习的快乐，就是这样）

二 以艺术为游戏和个性

艺术是创造，也是消遣。这两个概念中，我以为以艺术为消遣，或以艺术为人类精神的一种游戏，是更为重要的。

我赞成一切的业余主义。我喜欢业余哲学家、业余诗人、业余植物学家和业余航空家。我觉得在晚间听听一个朋友随便弹奏一两种乐器，乐趣不亚于去听一次第一流的职业音乐会。一个人在自己的房里看一个朋友随便试演几套魔术，乐趣更胜于到剧院去看一次台上所表演的职业魔术。父母看自己的子女表演业余式戏剧所得的乐趣，更胜于到剧场去看一次莎士比亚戏剧。我们知道这些都是出于自动的，而真正艺术精神只有在自动中方有。这也就是我重视中国画为高士的一种消遣，而不限是一个职业艺术家的作品的理由。只有在游戏精神能够维持时，艺术方不至于沦为商业化。

游戏的特性，在于游戏都是出于无理由的，也绝不能有理由。游戏本身就是理由。

中国人说话和一切人生动作上的礼貌的发展，在晋代末叶（三四世纪）达到最高点。这就是“清谈”最流行的时代。这时女子的服装尤其讲究，男子中则有许多个以美貌出名。这时并盛行留“美髯”和穿着宽大的长袍。这种长袍纳裁制很特别，能使一个人缩手到衣里去搔身体上任何部分的痒处。当时一切举动都是出之以潇洒的。拂帚，即拿几绺马鬃扎在一根柄上以供驱除蝇蚋之用，成为谈天时一种重要的道具。这种闲谈在文学中至今尚称之为“帚谈”。这帚的用处，是在随谈随拂，以助谈思。

我所亲见的各种西方礼貌中，最悦目的当为普鲁士绅士在室内向女客并足行鞠躬礼时和德国少女叉腿向人行礼时的姿势。我觉得这两种姿势都美丽无比，可惜现在都已经被淘汰了。

艺术和德行，只是一件艺术作品的一个特有之点，仍在那个艺术家的个性表现时方发生关系。一个具有伟大个性的艺术家产生伟大艺术；一个具有卑琐个性的艺术家产生卑琐的艺术；一个多情的艺术家产生多情的艺术；一个逸乐的艺术家产生逸乐的艺术；一个温柔的艺术家产生温柔的艺术；一个细巧的艺术家产生细巧的艺术。这就是艺术和德行的关系的总括。所以德行并不是一件可以从外面灌输进去的东西。它只是艺术家的灵魂的自然表现，而必须发于内心。它不是属于一个选择问题，而是一件不可逃避的事实。心肠卑鄙的画家绝不能产生伟大的画作，而心胸伟大的画家也绝不会产生卑鄙的画作，就是有性命的出入时，他也是不屈和不肯苟从的。

三 读书的艺术

读书是文明生活中人所共认的一种乐趣，极为无福享受此种乐趣的人所羡慕。我们如把一生爱读书的人和一生不知读书的人比较一下，便能了解这一点。凡是没有读书癖好的人，就时间和空间而言，简直是等于幽囚在周遭的环境里边。他的一生完全落于日常例行公事的圈禁中。他只有和少数几个朋友或熟人接触谈天的机会，他只能看见眼前的景物，他没有逃出这所牢狱的法子。但在他拿起一本书时，他已立刻走进了另一个世界。如若所拿的又是一部好书，他便已得到了一个和一位最善谈者接触的机会。这位善谈者引领他走进另外一个国界，或另外一个时代，或向他倾吐自己胸中的不平，或和他讨论一个他从来不知道的生活问题。一本古书使读者在心灵上和长眠已久的古人如相互面对，当他读下去时，便会想象到这位古作家是怎样的形态和怎样的一种人，孟子和大史家司马迁都表示这个意见。一个人在每天二十四小时中，能有两小时的工夫撇开一切俗世烦扰而走到另一个世界去游览一番，这种幸福自然是被无形牢狱所拘囚的人们所极羡慕的。这种环境的变更，在心理的效果上，其实等于出门旅行。

但读书的益处还不只这一些。读者常会被携带到一个思考和熟虑的世界里边去。即使是一篇描写事实的文章，躬亲其事和从书中读到事情的经过，其间也有很大的不同。因为这种事实一经描写到书中便成为一幅景物，而读者便成为一个脱身是非真正的旁观者了。所以真正有益的读书，便是能引领我们进到这个沉思境界的读书，而不是单单去知道一些事实经过的读书。人们往往耗费许多时间去读新闻报纸，我以为这不能算是读书。因为一般的新闻报纸读者，他们的目的只是要得知一些毫无深层价值的事实经过罢了。据我的意见，宋朝苏东坡的好友诗人黄山谷所说的话实在是一个读书目标的最佳共式。他说：“三日不读书，便觉语言无味，面目可憎。”他的意思当然是人如读书即会有风韵，富风味。这就是读书的唯一目标。唯有抱着这个目标去读书，方可称为知道读书之术。一个人并不是为了要使心智进步而读书，因为读书之时如怀着这个念头，读书的一切乐趣便完全丧失了。犯这一类毛病的人必在自己的心中说，我必须读莎士比亚，我必须读索福克勒斯（Sophocles），我必须读艾略特博士（Dr.Eliot）的全部著作，以便可以成为一个有学问的人。我以为这个人永远不会成为有学问者。他必在某天的晚上出于勉强地去读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Hamlet），放下书时，将好像是从一个噩梦中苏醒一般。其实呢，他除了可说一声已经读过这本书之外，并未得到什么益处。凡是以出于勉强的态度去读书的人，都是些不懂读书艺术的人。这类抱着求知目标而读书，其实等于一个参议员在发表意见之前的阅读旧案和报告书。这是在搜寻公事上的资料，而不得谓之读书。

西方的作家中，我从肖像中看来，相貌最可爱者当属切斯特顿，他的胡须、眼镜、丛眉、眉间的皱纹，团聚在一起是多么怪异可爱啊！这个形容使人觉得他的前脑中充满着何等丰富的活泼思想，好像随时从他异常尖锐的双目中爆发出来。这就是黄山谷所谓“可爱的面目”，不是由花粉胭脂所装成的面目，而是由思想力所华饰的面目。

我以为一个人能发现他所爱好的作家，实在是他的智力进展里边一件最重要的事情。世上原有所谓性情相近这件事，所以一个人必须从古今中外的作家去找寻和自己的性情相近的人。一个人唯有借着这个方法，才能从读书中获得益处。他必须不受拘束地去找寻自己的先生。一个人所最喜爱的作家是谁？这句问话，没有人能回答，即在本人也未必能答出来。这好似一见钟情，一个读者不能由旁人指点着去爱好这个或那个作家。但他一旦遇到所爱好的作家时，他的天性必会立刻使他知道的。这类忽然寻到所爱好的作家的例子甚多。世上常有古今异代相距千百年的学者，因思想和感觉的相同，竟会在书页上会面时完全融洽和谐，如面对着自己的肖像一般。在中国语文中，我们称这种精神的融洽为“灵魂的转世”。例如苏东坡乃是庄周或陶渊明转世，袁中郎乃是苏东坡转世之类。苏东坡曾说，当他初次读庄子时，觉得他幼时的思想和见地正和这书中所论者完全相同。当袁中郎于某夜偶然抽到一本诗集而发现一位同时代的不出名作家徐文长时，会不知不觉地从床上跳起来，叫起他的朋友，两人共读共叫，甚至童仆都被惊醒。乔治·艾略特（George Eliot）描摹他的第一次读卢梭，称之为“一次触电”。尼采（Nietzsche）于初读叔本华（Schopenhauer）时也有同样的感觉。但叔本华是一位乖戾的先生，而尼采是一个暴躁的学生，无怪后来这学生就背叛他的先生了。

有些人在要读书时常常想起许多借口。刚要开始读时，他会憎厌房里太冷，或椅子太硬，或亮光太烈，而说不能读，还有些作家每每憎厌蚊子太多或纸张太劣，或街上太闹，而说无从写作。宋代大儒欧阳修自承最佳的写作时候乃是“三上”：即枕上、马上和厕上。清代学者顾千里当夏天时，常“裸而读经”即以此得名。反之，一个人如若不愿意读书，则一年四季之中自有不能读书的理由：
春天不是读书天，夏日炎炎正好眠，秋去冬来真迅速，收拾书包过新年。

四 写作的艺术

写作的艺术，其范围的广泛，远过于写作的技巧。实在说起来，凡是期望成为作家的初学者，都应该叫他们先把写作的技巧完全撇开，暂时不必顾及这些小节，专在心灵上用工夫，发展出一种真实的文学个性，去做他的写作基础。这个方法应该对他很有益处。基础已经打好，真实的文学个性已经培养成功时，笔法自然而然会产生，一切技巧也自然而然地跟着纯熟。只要他的立意精譬，文法上略有不妥之处也是不妨的，这种小小的错误，自有那出版者的编校员会替他改正的。反之，一个初学者如若忽略了文学个性的培植，则无论怎样去研究文法和文章，也是不能成为作家的。布封（Buffon）说得好：“笔法即作者。”笔法并不是一个方式，也不是一个写作方法中的制度或饰件，其实不过是读者对于作者的心胸特性，深刻或浅泛的，有见识或无见识和其他各种特质，如：机智、幽默、讥嘲、体会、柔婉、敏锐、了解力、仁慈的乖戾或乖戾的仁慈、冷酷、实际的常识和对于一切物事的一般态度所得的一种印象罢了。可知世上绝不能有教人学会“幽默技巧”的袖珍指南，或“乖戾的仁慈三小时速通法”，或“常识速成十五法”，或“感觉敏锐速成十一法”。

文体是文字、思想和个性的混合物，但有许多文体是完全单靠着文字而成的。
清澈的思想用不明朗的文字表现者，事实上很少。不清澈的思想而表现极明白者倒很多。如此的文体，实可称为明白的不明朗。

一个人的文体常被他的“文学爱人”藻饰。他在思想上和表现方式上，每每会渐渐地近似这位爱人。初学者只有借这个方法，才能培植出他的文体。等到阅世较深之后，他自会从中发现自己，而创成自己的文体。
一个人如若对某作家向来是憎恶的，则阅读这作家的作品必不能得到丝毫的助益。我颇希望学校中的教师能记住这句话。
一个人的品性，一部分是天生的，他的文体也是如此。还有一部分则完全是由感染而来的。
一个人如没有自己所喜爱的作家，即等于一个飘荡的灵魂。他始终是一个不成胎的卵子，不结子的雄蕊。所喜爱的作家或文学爱人，就是他灵魂的花粉。
世上有合于各色各种脾胃的作家，但一个人必须花些工夫，方能寻到。

写作不过是发挥一己的性情，或表演一己的心灵。所谓“神通”，就是这心灵的流动，实际上确是由于血液内“荷尔蒙”的泛滥所致。我们在读一本古书或阅一幅古画时，其实不过是在观看那作家的心灵流动。有时这心力之流如若干涸，或精神如若颓唐时，即是最高手的书画家也会缺乏精神和活泼的。

“自我发挥派”的作家对一篇文章专喜爱其中个性最流露的一节，专喜爱一节中个性最流露的一句，专喜爱一句中个性最流露的一个表现语词。他在描写或叙述一幅景物、一个情感或一件事实时，只就自己所目击的景物，自己所感觉的情感，自己所了解的事实而加以描写或叙述。凡符合这条定例者，都是真文学，不符合者，即不是真文学。

《红楼梦》中的女子林黛玉，即是一个“自我发挥派”。她曾说：“若果有了奇句，连平仄虚实不对，却使得的。”
“自我发挥派”因为专喜爱发乎本心的感觉，所以自然蔑视文体上的藻饰，因此这派人士在写作中专重天真和温文，他们尊奉孟子“言以达志”的说法。
文学的美处，不过是达意罢了。

发乎本心的文学，不过是对于宇宙和人生的一种好奇心。凡是目力明确，不为外物所惑的人，都能时常保持这个好奇心。所以他不必歪曲事实以求景物能视若新奇。别人觉得这派学者的观念和见地十分新奇，即因他们都是看惯了矫揉造作的景物。

我心目中所认为最好的杂志是一个半月刊，但不必真正出书，只需每两星期一次召集许多人，群聚在一间小室之中，让他们去随意谈天，每次以两小时为度，读者即是旁听的人。这就等于一次绝好的夜谈。完毕之后，读者即可去睡觉，在明天早晨起身去办公时，不论他是一个银行职员，或一个会计，或一个学校教师到校去张贴布告，他必会觉得隔夜的滋味还留在齿颊之间。

从我们的观点说起来，则看到马蹄、虎爪、鹤腿、熊掌，都有一种惊人的美，或是雄壮有力的美，或是细巧有劲的美，或是骨骼清奇的美，或是关节粗拙的美。此外则象爪如“隶书”，狮鬃如“飞白”，争斗时的蛇屈曲扭绕如“草书”，飞龙如“篆书”，牛腿如“八分”，鹿如小楷。它们的美都生自姿势和活动，它们的体形都是身体效能的结果。这也就是写作之美的秘诀。“式”之所需，不能强加阻抑；“式”所不需，便当立刻停止。因此，一篇文学名作正如大自然本身的一个伸展，在无式之中成就佳式。美格和美点能自然而生，因为所谓的“式”，乃是动作的美，而不是定形的美。凡是活动的东西都有一个“式”，所以也就有美、力和文，或形式和轮廓的美。

（内化了的完整性）

第十三章 与上帝的关系

二 我为什么是一个异教徒

总而言之，我从研究文学之后，也如现代的美国人一般，不能意识到我有着什么罪恶，而且绝不相信我有罪恶。我所能意识到的就是：上帝只要能如我的母亲爱我的一半，便绝不会将我打到地狱里边去。这是我内心意识里边的最后一次行为，不论为了哪一种宗教，都不能不承认其为事实。

如若一个人承认行善的本身即是一件好事，他即会自然而然将宗教的引人行善的饵诱视做赘物，并将视之为足以掩罩道德真理的彩色的东西。人类之间的互爱应该就是一件终结和绝对的事实。我们应该不必借着上天第三者的关系而彼此相爱。

中国的异教徒都是信仰“上帝”的，文学中所用以表示这个“上帝”的名词，其最常见者就是“造物者”。唯一的不同点就在：中国的异教徒很诚实地听任这位“造物者”隐处在一个神秘的光环中，不过对他表示着一种尊畏和虔敬即以为足够了。对于这个宇宙的美丽，对于万物的巧妙，对于星辰的神秘，对于上天的奇伟，对于人类灵魂的尊严，他都是能领会的。他接受死亡，他接受痛苦，视之不过为生命所不可免的东西，视之如旷野的阵风，如山间的明月，而从无怨言。他以为“委心任运”乃是最虔敬的态度和宗教信仰，而称之为“生于道”。如若“造物者”要他在七十岁死亡，他便坦然在那时去世。他又相信“天理循环”，所以世界绝不会永远没有公道。此外，他便无所求了。

第十四章 思想的艺术

一 合于人情的思想之必要

所以，中国即成为一个人人不很致力于思想，而人人只知道尽力去生活的区域。在这里，哲学本身不过是一件很简单而且属于常识的事情，可以很容易地用一两句诗词包括一切。

机械式的唯理主义在这里是永远不可能的，而且对逻辑的必须概念都抱着一种憎恶的态度。这里的事业生活中没有律师，而哲学生活中也没有逻辑家。这里只有着一种对生活的亲切感觉，而没有什么设计精密的哲学系，这里没有一个康德或一个黑格尔，而只有文章家、警语作家、佛家禅语和道家譬喻的拟议者。

人类知识不单是将专门知识一件一件地加上去而成的，也不能单从统计式平均数的研究中去获得它，只能借着洞察而获得成就，只能借着更普通的常识、更多的智能和更清楚但更锐敏的直觉方能获得成就。

最近的现代化心理学实是剥削了我们的“理智”、“意旨”和“情感”部门，并帮助杀害那个和中古时代的神学家在一起时尚还是一个整体的“灵魂”

二 回向常识

但如若字眼为了必须的理由分割了我们的在表示程序中的思想，那对于系统的爱好更能损害我们对于生活深切的知悉。系统不过是一种对真理的从旁斜视，因此，这系统越加有着逻辑的发展，那种灵心上的斜视也变得越加可怕。人类只想看见偶然所能看到的真理的片面，并将它发展和提升到一个完善的逻辑系统的地位的欲望，即是我们的哲学会和生活势必越离越远的理由。凡是谈到真理的人，都反而损害了它；凡是企图证明它的人，都反而伤残歪曲了它；凡是替它加上一个标识和定出一个思想派别的人，都反而杀害了它；而凡是自称为信仰它的人，都埋葬了它。所以一个真理，等到被竖立成为一个系统时，它已死了三次，并被埋葬了三次了。他们在真理出丧时所唱的挽歌就是：“我是完全对的，而你是完全错误的。”他们所埋葬的是哪一种真理在根本上无关紧要，不过总是已经埋葬了它。真理便如此在防护它的人手中受到了虐待，而一切哲学的党派，不论古今，都只是专心致力于证明一点，即“我是完全对的，而你是完全错误的”。

三 近情

世界并不是一个三段论法或一个论据，而是一个生物；宇宙不做声，只是生活着；它并不做什么辨认，只是进行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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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50710 Arlmy 创建
• 20250710 Arlmy 整理、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