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茶叶大盗》

自马可·波罗时代起，鲜有西方人得以窥探中国内陆地区。在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前的200余年间，英国船只被限制停泊于广州——一个珠江口贸易城市的港口。英国人无法光明正大地涉足所居货栈以外的场所，许多人甚至从未见过离商馆区仅200多码远的、25英尺高20英尺厚的广州城墙。而现在，挟战争胜利之威，中国的内地终于向大英帝国开放了一条缝隙——仅限贸易。
在三年多的时光里，福钧的收获有迎春花、荷包牡丹（一种形状像失恋者破碎的心、颇有几分维多利亚时代浪漫主义色彩的花）、中国蒲葵（作为殖民地的珍稀物种成为维多利亚女王32岁生日的献礼）、白紫藤、胸花栀子（中国栀子）、芫花（中国瑞香）。福钧在一名官员的花园里发现了传说中的双黄茶玫瑰（俗称福钧双黄或奥斐尔之金），它攀墙而长，足有15英尺高。有一项发现尤为特别——金橘，中国柑橘，或是通常的金橘属植物，一种小型柑橘类水果，皮可食。这一发现将令福钧流芳百世。尽管没有一样植物战利品的所有权属于福钧，但他踏上返乡旅程时还是弄到了许多别的畅销珍品、小饰品、珍稀宝石、陶器以及一些玉石。
福钧《华北各省三年漫游记》
“我看到一个人的脚被巨大的钉子钉住，之后他被用四根捻成一束的藤条疯狂抽打，直到他吐血；就这样被折磨了一阵后，他被带到岸边，砍成碎块。”另一人这么写道：“被直直地钉着，他的内脏被切开，心也被掏了出来，随后他们把它们泡进酒里吃掉。”
如此残忍的行为，海盗们完全下得去手，将他们处以死刑实际上一点儿也不冤。这个国家对海盗罪的刑罚是将罪犯钉在十字形架子上，用一把锋利的刀子割他们的皮肉，并把他们砍成 120、72、36 或 24 段。最轻的判决是砍成24段，一名观察者记载：
第一刀和第二刀割眉毛；第三刀和第四刀割肩膀；第五刀和第六刀割胸膛；第七刀和第八刀割每只手和手肘部之间的部位；第九刀和第十刀割每个肘部和肩膀之间的部位；第十一刀和第十二刀割两条大腿上的肌肉；第十三刀和第十四刀割两条小腿的肌肉；第十五刀刺穿心脏；第十六刀把人从头到身子劈成两半；第十七刀和第十八刀砍下双手；第十九刀和第二十刀砍下胳膊；第二十一刀和第二十二刀砍下双脚；第二十三刀和第二十四刀把腿砍下来。
与今日的国际商贸一样，东印度公司为保持业内领头羊的地位而竭尽全力。公司上下普遍坚信在茶叶这种日用品上投资可以令己方的巨无霸地位无可撼动。17世纪60年代，葡萄牙布拉甘扎王朝的凯瑟琳公主（Portuguese princess Catherine of Braganza)与英王查理二世(Charles II）成婚，茶叶作为其嫁妆的一部分，从此流入英国。茶叶拥有一系列优点：重量轻、易包装，即使经过无法预测的长时间海上颠簸，其品质也不会变坏，因而被证明是东印度巨型商船所运载的完美商品。作为外来奢侈品，茶叶迅速在气候寒冷干燥的英国成为上流社会阶层用于展现自身气质、品位的理想载体。打这之后，它迅速渗透到下层社会阶层的日常生活中。因而到了18世纪中叶，茶叶一跃成为最受欢迎的饮品，风靡全英，其销量甚至超过了啤酒。
以前茶叶只不过是“可敬的公司”贸易清单上的又一项日用商品而已，而它现在已经成为英国人日常生活的必需品。饮茶是作为英国人的象征。妻子们把茶摆在早餐餐桌上，而帝国的银行家们则懂得是茶叶在维持着远东贸易的运转。对于政府而言，茶叶贸易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利益中心、数十亿英镑的产业，财政部的税收收入估算显示：茶叶贸易的利润在英国经济总量中已占到10%的份额。东印度公司则在每个通过航运运往英国的箱子上盖上印花税的印记。
天有不测风云，国会于19世纪通过一系列议案，撤销了东印度公司对亚洲的贸易特权，它的优势性地位从此岌岌可危。起初，皇家特许状令公司在与东方贸易上一时处于完全垄断的地位，而当时没人能理解这一授权意味着什么。垄断，按定义解释，是对竞争和革新的粉碎性压制。不仅竞争对手坚决反对在对外贸易领域设置如此之高的壁垒，也要注意到的是当时英国的民粹主义在不断壮大，已经蔓延到了帝国的商业业务领域：既然越来越多的英国人已拥有政治选举权，那为什么不能让每家英国贸易公司在对远东贸易上享有同等的权利呢？1813年，英国国会终于终结了东印度公司在对印贸易上的垄断权。尽管这个事实上的统治者对这片次大陆的统治就此终止，但其他的股份制公司被批准进入印度，在印度港口将一箱箱印度特产装运上船；尽管东印度公司的权利受到很大限制，但它在印度所搜刮到的税收收入仍相当于英国全部税收收入的半数，可以说它依旧财大气粗，它仍掌握着最有利可图的对华贸易垄断权。
中国曾一度是东印度公司的净利润之源。公司在中国全力进行市场运作，一箱箱的茶叶、生丝、瓷器从广州运出，登上东印度公司的巨型商船，然后变成一笔笔实实在在的财富。其中茶叶的盈利实在高得出奇，在19世纪之交，茶叶贸易所创造的利润已经相当于其他中国商品的利润总和。然而包括亚当·斯密在内的自由贸易主义提倡者始终坚决反对东印度公司在对华贸易上的垄断。1834年，国会提出的法案终于剥夺了对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的长期许可。随着自由贸易主义和重商主义思想在英国的蓬勃发展，要在对华贸易上分一杯羹的那些人之间注定将爆发激烈的竞争、冲突。规模更小的新型公司的商船将很快停泊于广州口岸，卸下成箱的鸦片，装上成箱的茶叶后运往英国，并且它们拥有的更为快捷的船只将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往返于两大洲之间。与之相比，东印度公司的三桅巨型商船看起来既老旧又臃肿，爬起来慢吞吞的，倒像是公司目前状况的绝佳写照。看来东印度公司雄踞无可匹敌的商界霸主地位的日子已经进入倒计时阶段。
这下连最后的贸易垄断也丢了，东印度公司旋即要面对一系列尚未解决的历史遗留问题，中国问题现在成了它最为头痛的所在。大英帝国光顾着认为它对茶叶是完全了解了，丝毫没有意识到茶叶一直是中华帝国负责生产的。中国人采摘茶叶、烘焙、混合后，再以一个包含利润的价格卖给英国。中国利用对这种饮品的完全控制，统治了英国人的品位达两个世纪之久。然而，由这一重要产品而产生的对别国的严重依赖是对大英帝国经济自给自足感的严重打击。尤其令人恼怒的是，这个国家通常利用这种依赖，对英国持着粗鲁无礼而不合作的态度，随心所欲地对茶叶次品大肆抬价。
对于东印度公司而言，长期以来，任何国家——更何况是“落后的东方诸国”中的一员——胆敢如此明目张胆地无视一个拥有震慑全世界的强大海军的国家所发出的贸易倡议，是完全不合理的。然而，奉行闭关锁国主义的中国还是成功地与大不列颠始终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即使英国的进口量已占到全国茶叶产量的五分之一。他们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如何令销量增长到这个地步的？这对西方人来说仍是个谜。甚至连茶叶的那些名称都如同谜一样难以理解：雀舌、龙井、玉女峰、镜岩、海龟石、三僧岩。这些是绿茶还是红茶？人们将茶叶归类上市销售的时候如何对它们进行相应分类描述？东印度公司要如何才能保证每年买到的茶叶品质不变呢？东印度公司董事会愈发厌倦与那些贪得无厌的中间人打交道，也早已不愿在茶叶销售利润上被那些可恶的中国人分走一杯羹。
大不列颠掀起一股全国性的园艺学狂热，这在工业革命的动荡时代可能并不算一件令人惊讶的事。当技术为日常生活带来新的便利时，全国上下的时间和耐性都会缓慢地消逝。曾几何时，一段布匹、一匹毯子或一些床上用具是靠漫漫长夜挑灯赶工出来的，现在利物浦和曼彻斯特的工厂每天都在制造出不计其数的纺织品。曾几何时，横跨一个郡的旅行简直是几辆四轮大马车的马拉松，现在仅是坐趟单线短途列车的事。千家万户烛光点点的景象已被无数煤油灯光的景象取代，风力则被蒸汽动力取代；全世界人们的生活正在变得越来越机械化，越来越依赖客观生产力。气候的变化无常已经成为陈年旧事，大自然的进程正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他们开始对机械工业变得盲目迷信。在维多利亚工业时代涌现的新兴中产阶级为与大自然失和而感到惋惜，为大自然从人类世界的逝去而悲哀，很快他们情愿出价征购哪怕只是大自然的一个影子。
随着西方人一批批涌入上海，中国人开始一批批迁出——迁走时带走了所有家人与所有的家产，甚至包括他们的祖宗，正如福钧所写的那样：“他们连同财物一起带走了对他们而言最重要的东西，通常被埋葬于他们住宅附近的私有土地上的已故亲友的尸体。因而，经常可以看到苦力们或亲友们肩扛着几具棺材一路向西。很多时候，打开棺材会发现棺木已经彻底朽烂了，完全没法迁走。
通过第一次中国之行，福钧学到了比任何其他西方人都多的关于茶叶种植的知识。他拜访了通商口岸宁波附近、附属于英国领事开办的公司、可随意进入的绿茶种植园。《华北各省三年漫游记》一书有整整两章是专门描写他如何观察那里的茶叶作物的生长、收获及制作过程。福钧只对钧甚至将茶树样本带回了英国的植物园，这些移植到温室中的灌木被证明极具研究价值，但根本无法提供任何关于茶叶制作工艺方面的详细信息。福钧指责“中国政府的猜忌”导致他在这方面一无所知，因为中国皇帝“禁止外国人访问任何一处茶叶种植区”。中国茶商也已被证明无法作为可靠的消息渠道，这是因为他们在产业链中所处的位置离生产供应这一环太远，以至于根本无法为科学家提供任何有用的信息。关于绿茶和红茶事实上是否属于不同样本的争论正在激烈进行，就连福钧培育在英国温室内的鲜活茶树也无法令辩论平息。福钧记载道：“我们发现我们的英国作者们正在互相驳斥彼此的观点，一些人断言红茶和绿茶源于同一种类，至于颜色方面的不同，那不过是加工方式不同而导致的。而另一些人则宣称绿茶采摘自常见的茶树，而红茶则加工自一种被植物学家称作‘武夷茶树’的植物。”而第二次中国之旅将使这场争论在福钧手中彻底终结。
但福钧的指责几乎效果全无，因为一位主人对自己仆人的公开训斥只会激发他的自尊感，或者说“颜面”，因为一顿责备等于一种心照不宣：这位仆人的地位相当重要，足以令一位有钱有势的官员注意到他。在中国，“颜面”，即粤语的“面子”，是一种像福钧这样的西方人无法从直觉上理解的概念，具体描述为每个人在相互来往时所赢得的一种声望和名誉。在中国，人际关系被定义为人们——无论地位相同还是不同——彼此间的相互义务，每个个体都存在于由影响力构成的网络以及由责任和社会关系——或者用中国话说就是“关系”——构成的关联之中。
在内地旅行时，福钧的注意力完全为中国农村那片美丽富饶的景象所吸引。阶梯状的田地染上了一层收获时节所特有的黄褐色。桃子和李子已经堆成了小山，但苹果依旧沉甸甸地挂在枝头上，此时橘子正在成熟。福钧被迷住了，这个农民的儿子仿佛又回到了记忆中的田园时代。然而与此同时，埋藏在心中那个拓荒者的梦想也在驱动着他，促使他踏上了这片未被探索的处女地。沿途他一面保持着与船只的安全距离，一面为中国农民们的成就赞叹不已。每一片错落有致地排列着的谷类作物中——小麦、大米、玉米——都夹杂着一片绿油油的茶叶。每个农场或每座农家都拥有一片属于自己的、形状如邮票般四四方方的茶叶种植园。每看到一处场景都意味着福钧正一步步接近预期中的目的地。
除了王和船老大之间依旧明显紧张的关系外，这次河流之旅对于福钧来说是段愉快的经历。当他们更加深入内地时，福钧发现了他迄今为止所见过的原生态环境保持得最为完好的地区。再也没有比发现一片纯净无瑕的自然风光更能让一个自然主义者满足的事了，当福钧的船只在蜿蜒曲折的河道行进的时候，这片自然美景就像一册书卷一样在他面前缓缓展开。福钧所看到的隐现于小山之中的、临时搭盖的宝塔或庙宇预示着他们正在朝一座城镇推进。但他的视线主要还是集中在崎岖的山峦、瀑布，以及为苍翠繁茂的竹林所覆盖的富有远东特色的风景上。
在极大地丰富了英国花园的奇花异草方面，中国所具有的价值早已得到证明，这一价值在很大程度上是福钧凭借一己之力发掘的。中国拥有全世界最大的温带植物群储备，今天我们所欣赏到的湖光山色中的不少元素，追根溯源，都来自这个国度。来自中国的观赏植物经过衍生，点缀着我们的一年四季：引人注目的黄色连翘和色彩斑斓的杜鹃、映山红、山茶花为春季增色不少；玫瑰、牡丹、栀子、铁线莲、杏子、桃子装点着我们的夏天；秋日，菊花盛开；柑橘橙、葡萄柚和柠檬则属于寒冬。
茶叶的独特优势源于在浸泡时将风味和咖啡因溶入热水中的精油。这些化合物并非茶叶作物的细胞维持其基本生存时所必需的物质，它们被称为次生化合物。次生化合物在许多不同的方面对植物大有裨益，例如助其抵御病虫害、传染病、霉菌的侵袭，并能在植物奋力生存与繁殖之时助其一臂之力。茶叶与其他绿色植物一样，拥有几种用于抵御外界侵害的机制，例如咖啡因，它是一种天然杀虫剂。除了枝丫顶端的嫩芽外，几乎所有茶树上的叶片都是厚厚的蜡质叶，味道苦涩，如皮革般坚韧，因而将它们咬穿是件很困难的事。茶树生有坚硬的纤维状根茎，可以抵御野兽的侵害。动作笨拙的采茶工会将那些根部以下的叶片甚至一些根部本身都采摘下来，从而对茶叶的品质造成损害；要知道这些叶片和根部味道苦涩，并会产生大量鞣酸物质，在中国，这种茶叶会被冠以一些暗示性的名称以表明其品质粗劣，如“土茶”之类。
据福钧估计，每制备出的100磅茶叶中就混杂有超过半磅的石膏粉和普鲁士蓝。据信，每个伦敦人平均每年要消耗掉大约一磅茶叶，这意味着中国茶叶在实实在在地毒害着英国茶叶消费者。尽管中国人朝茶叶中掺入添加剂的行为并非出自恶意，他们只是单纯地认为外国人想要的是“看上去”翠绿翠绿的绿茶。
“怪不得中国人将西方人视为野蛮人一类的人。”福钧评论道。
“但中国人为什么要把绿茶加工得翠绿异常？”他问道，“不上色的绿茶比起那些加了有毒添加剂的绿茶看起来好看得多，而且中国人自己也从未喜欢过这种被染色的茶叶泡出来的茶啊！”
“外国人看起来很喜欢掺了普鲁士蓝和石膏粉的茶叶，这些茶叶看上去整齐漂亮，而且这些东西可是够便宜的。中国人（可）不反对（供应）这种茶叶，况且这种茶叶总能卖个···好价钱！”
福钧偷偷从这座工厂里拿走了一些有毒染料，他把它们装进自己用蜡浸过的布袋内，捆好袋口后藏在自己那件皱重重的官服内。作为一名科学家，他需要少许样本进行化字成分分析，但最重要的是，他必须把其他部分寄回英国去。
在这个田园之家里，福钧也看到了一些很眼熟的事物，他将眼前所见与自己那卑微的过去做了一番对比。他记载道：“分布于茶山之中的中国农舍在外形上是那么的粗糙简陋，而其中的一座让我回想起了往年在苏格兰时看到的场景，牛和猪也是被圈养在这种农舍中的。不过即便在那个时候，苏格兰农舍的供应也比现在看到的中国农舍要好一些，住起来也更舒适一些。”在苏格兰有威士忌，而休宁县（松萝山所在地，今安徽黄山休宁。——译者注）的宝藏则是茶叶。与苏格兰一样，种茶为业导致了别的庄稼难以丰收。而一如苏格兰最好的大麦产地，在这些简陋农舍中拥有名字稀奇古怪却无疑是最上等的好茶。
茶与柴、米、油、盐、酱油、醋被列为中国人日常生活层次结构中的七种必需品。对于王的家族而言，从事这种日常生活必需品的制造业是一种荣誉；他们将自己视为大干世界供求需要的供应者。尽管茶叶属于必需品，但仍被认为是一种很奢侈的物品。有钱又有空闲时间的人才能享受品茶之乐——如果你自己不种茶的话。坐下品茶题诗是官员阶层最大的乐趣。王家和别的数百万家族一样，努力让这种文明享乐变为可能。
松萝山那险峻的山腰因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浓厚的雾气、土壤不渍水、阳光漫射而成为种茶的理想之地。而在同样的环境下种别的作物对人来说就是份苦差事了。“此地万山环绕，土地贫瘠而不平整，土壤坚硬而未开化···尽管勤劳的当地人竭尽所能，庄稼收成还是仅够养活一半（人口）。”
赶赴种植红茶的山区是福钧迄今为止最大胆的举动。他正在一步深入中国那些从未有任何西方人足过的地区，就他所知，他现在所行走的地段危机四伏。按照他的行程安排，连乘舟带坐轿加步行要走上三个月——全程超过200英里，大部分为陆路，全部为尚未在地图上标明的未知地区，而且几乎全是上坡路。在红茶之山（也叫武夷山）上，他要搜寻最适合英国人口味的茶叶——颜色最黑、口感最为柔和的乌龙茶（英国对红茶的需求量日益增长，与本国市场上充斥着来自西印度群岛和加勒比诸岛的蔗糖关系不小。冲泡红茶时是要加糖的，绿茶就不用。而当福钧发现从中国进口的绿茶掺杂了染料后，英国人就更加偏爱红茶了）。
迄今为止，印度只有绿茶种植园，没有红茶种植园。那里没有人真正了解红茶的制作工艺，而移居的中国园艺师们是无论如何也无法接近囤积红茶的场所的。如果福钧没能将来自极品红茶种植区的红茶茶树引入欧洲，就这样空着手回去的话，那么他就不能算是完成了东印度公司交付的全部任务。
仅几天时间，这批人就在运河河道内遇上了一次交通堵塞。一段位于交叉点的狭窄河道内，50艘帆船一艘接一艘无奈地并排漂浮在一起。福钧所乘坐的船得排队等着，直到一台绞盘机开动，把它吊起来，吊到一面通往位于更高处的一道运河的斜坡上。沿岸的装卸工人正忙着把连接绞盘机的绳索固定在每艘船的船艏位置，而后将它们一英寸一英寸地高高吊起。行程为此要耽搁一个小时左右。如果按照中国一般情况下的排队时间来算的话，这不算太长。所有的船夫都待在河里，他们从不急着开船，而是利用这段时间晒着太阳，分散活动，玩着麻将牌，享受着消磨时间的乐趣和春日阳光的沐浴。
乍一看，这里景色优美，一只只燕子宛如一个个小黑点在风中闪现。然而，当你细致入微地观察一番后，你会发现展现在眼前的是一幅冷酷无情的中国式风景画。密密麻麻的植被爬满了古旧的房屋表面，一座座小屋就这样被生生压垮。这里的气候能让玫瑰在初夏时节突然盛开，同样能无情地摧毁这些人工建筑。每一座农家茅舍看上去都是那么弱不禁风，毫无生气地趴在地上，仿佛大地无时无刻不在准备着将这块土地重新收回。这一地区遭受着狂风的无情鞭答和当年暴发的大洪水的猛烈冲击。它曾一度是中国最富有的地区，现在已经被一连串的自然灾害摧毁了。饥荒的爆发迫使这里的人们举族逃离家乡。极端气候成了耕地面积增长的紧箍咒，进而导致中华民族人口增长受阻。然而，清王朝的统治环境相对和平稳定，这使得之前的中国人口规模得以成倍增长。到了1849年，这里的人口越来越多，耕地却越来越少，而当时接连不断的暴雨和旱灾只能令农民们的心血一点一点地化为乌有。
我们发现茶叶从严格意义上说是日常生活必需品之一，一个中国人从不喝他所厌恶的冷水，他认为这样是不健康的。茶是他从早到晚都极其喜爱的饮料；这里的茶并非我们所说的那种掺了牛奶和糖的茶，而是在纯净水中释放出的药草精华。这个习惯已经成为这个民族的嗜好，很难想象中华帝国一旦没有了茶叶作物，将如何存在下去。我敢肯定，这种被广泛饮用的饮料不仅对健康不无裨益，也能给人类那伟大的身体以舒适之感。
胡兴为了自己的那点小算盘，各种花招层出不穷，这让福物得自己被人利用了。他很看不惯中国人这种是谋求一己之利的习惯。这与他“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理念是背道而驰的。
轿子在山道上行进的时候，福钧经常跳下轿子向前跑去，或是采摘新鲜的树苗，或是对表层土壤进行取样，或是精确测量出峡谷的高度，这让轿夫们感到非常开心。
走了一阵子，我已置身于崇山峻岭之中，然而现在那驰名中外的武夷山脉已经以它最庄严的气势横卧在我面前了，一座座山头如利剑般径直刺入云海底部，看上去有种俯视云端的感觉。忽隐忽现中，它们似乎被分解为数千块，有些山峰的轮廓极为不同寻常，引人注目。
福钧是最早试着在笔下展现武夷山脉的庄严雄伟的外国人之一。几个世纪以来，博学的儒家学者以这条山脉为题创作了一页又一页诗篇，作为茶叶这一上天力量和大自然魔力的结晶的见证。武夷山拥有极佳的风水，“远远望去，它们仿佛是由一些巨手挤压出来的”。
毫无疑问，当福钧看到只有稀稀落落的几个和尚在祷告，而他们的日常任务又极其繁重时，他吃了一惊。在他看来，他的东道主们“花在种茶上的精力比花在他们独特的宗教信仰仪式上的精力要多得多”。
茶是僧众日常生活中真正的重中之重。一天中的任何时间，包括一日三餐在内，和尚们都在服侍着这些茶树。在这座寺庙的每一个角落都可以见到茶树的影子：树篱笆里种着茶树，大门口种着茶树，茶树简直是这里的一道美景。福钧来到这里的时候，恰好赶上第二波采茶旺季。茶树海洋中，竹制的茶筐如繁星般洒落其中，采茶工在离开茶场去吃饭休息时，就把它们随意丢在地上。在每个庭院里都有一种宽大的、用干燥的竹篾片编成的簸箩，里头装满了早上采下的茶叶，在太阳底下暴晒着。茶叶是这些和尚的宗教信仰，是他们的神圣使命，照管茶叶则是坐禅的一种形式。
武夷山的和尚们也勤快地记录着茶叶的生长情况，就像勃艮第修道院的僧侣们关注着几个世纪以来生长在山坡上的葡萄藤的健康状况，并忠实记录着葡萄的收成。福钧同样做了大量的野外工作笔记——茶场的经度、纬度、降雨量，以及土壤的颜色和一致性：岩石丛生，排水性能良好。
福钧确信，这个民族的命运与他的研究几乎息息相关，他在武夷山的工作同样影响着未来所制备的每一壶茶的质量。从泡早茶的工厂工人到喝晚茶的家庭主妇，英国的每个男人和女人对如何泡出一壶最上乘的茶都有自己的看法。而在西方世界，福钧将成为这方面真正的首席专家，将来他的工作就是告诉人们决定性的答案，无论他们的选择是否正确。
如果你要来一杯最能提神的饮料，咖啡好还是茶更好呢？这个问题颇值得思考一番。答案是红茶，但要注意某些事项：1磅红茶所含的咖啡因要超过1磅咖啡中的咖啡因含量，但1磅茶叶可以泡约200杯茶，而1磅咖啡只能泡40杯咖啡饮料。按这个标准来算，1杯红茶实际所含咖啡因大约只有1杯咖啡中咖啡因含量的二分之一。同样标准下，1杯绿茶的咖啡因含量只有同等红茶的三分之一，或一杯咖啡的六分之一。从医学角度而言，大约需要200毫克咖啡因——约等于2杯咖啡——方能驱散睡意、克服疲劳症状，而红茶约需4杯，绿茶则需12杯才能达到这个效果。我们之中很少有人有足够的时间或膀胱容量去适应以上标准。
此时，福钧正待在一座专供旅客歇脚的简易房屋内，但他也正置身于贼窝之中。一些人“显然是抽鸦片的瘾君子，从他们那灰黄的面色来看，可能还是些赌鬼。这里全都是些这样的人，让人宁可退避三舍也不愿和他们待在一块”。无论在哪里，只要有鸦片存在，就不可能阻止犯罪的滋生。瘾君子们游离于社会的边缘，时常具有欺诈和犯罪的倾向。福钧的暂住地实际上是一处所谓的烟花之地，或是人称烟花馆的地方，一座破败的好诗之人、好色之徒、好烟之鬼的乐园。这类旅馆的另一统称是“夫妻之家”。然而正如一位中国学者指出的那样：“这些地方实际上在引诱良家子弟走向堕落，是些供秘密通奸之用的淫窟。”这座旅馆正是通往沿海的道路沿线那些声名狼藉的场所之一。自从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以后，鸦片买卖就被合法化了，上海就此成为远东毒品贸易的中心，来自全国各地的瘾君子如同朝圣一般涌到这片沿海地带，以求过上一把烟瘾。
尽管中国政府不惜以严刑峻法来禁绝移民现象，然而在晚清时期，还是出现了一股向海外输送中国劳工的浪潮，这种行为已经产业化，而且发展得越来越庞大，越来越繁荣。当非洲的黑奴贸易于19世纪后半叶逐渐消亡之时，全球的廉价劳动力市场开始被亚洲劳工占据。1883年，英国正式终结了非洲黑奴贸易，大英帝国无法再为自己那些生产蔗糖的殖民地提供苦力了。对于英国而言，废除黑奴的代价是极其高昂的，这从本国远洋贸易公司那厚厚的资产负债表上就可以看出来。简而言之，就是它急需人力资源来填补其劳动力缺口。到了19世纪中叶，澳大利亚和加利福尼亚的金矿大开发诱使数以干计的中国人背井离乡，飘洋过海。由于饥荒、洪水频发，大片土地被摧毁，这些人再也无法通过耕种来勉强维持生计了。在美国掀起淘金热的头几年，约有25000名中国苦力横跨太平洋，迁往加利福尼亚。而在1870年，已有200万名中国人想方设法移民至世界各地。
19世纪的时光见证了造船工艺方面的突飞猛进。当英国于1815年击败了拿破仑帝国后，战争所带来的压力随之消失，他们不再需要那些武装到牙齿、自给自足到可以在海里漂上老长一段时间而不需靠岸的老式英国战舰了。在和平年代里，船体变得更长，外表变得更光滑，航速也变得更快了。
东印度公司垄断对华贸易的局面于1834年终结，新的贸易公司一个接一个地涌现，它们纷纷要求从这块大蛋糕上分走一块——这些商界新贵的名头在东方依旧备受尊敬：太古集团、渣甸集团以及马西森集团（后两者合并后即是著名的怡和洋行。——译者注）。这些商行为了抢占利润丰厚的茶叶贸易市场，而向东印度公司发起挑战，后者就像它名下的船只一样，笨重臃肿、效率低下。竞争越来越激烈，这为结构更为精密、速度更快的高桅帆船的出现创造了新的原动力。
1849年，《不列颠航海条例》(British Navigation Laws）的撤销使得美国造船只得以在中国出入，美国人终于可以直接在英国码头卸下一箱箱中国茶叶了——他们的卸货时间还能比英国造船只提前几周。美国舰船是以1812年战争中出现的快速私掠船的流线式船体为蓝本而设计的，这种船往返纽约和广州之间只需不到100天时间。出于对航速的渴求，英国的船舶设计师们又重坐到制图板前：他们削减了船头，将船体设计得更窄，让桅杆倾斜化，用这些新创意朝波士顿最好的舰船工程师叫板。
短短20年时间内，在上述三大因素——拿破仑战争的结束、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垄断时代的终结，以及美国船舶开始进入中国——的共同作用下，舰船航速方面有了革命性的突破，茶叶航运的时间成本也大为缩短。新式舰船被命名为茶叶快船，只要看到那修长低矮的船身，鱼头形状、好似竖起的刀刃般垂立于水面之上的船头，便能立刻认出它来。这是一种横帆三桅船，“在每一个海员的心目中，它都是一位无瑕的美人。”当时的一位船长评论道。
随着运茶快船的出现，茶叶贸易也变成了一种广受欢迎的体育运动。每当东方舰队的第一艘斜桅帆船出现在英吉利海峡的海平面上的时候，伦敦市登时万人空巷，大家一齐拥到泰晤士河畔，驻足观赏一年一度的运茶比赛。期盼装载着刚采摘下来的新品茶叶的中国快速帆船的到来。竞赛开始了，一路上，一直到伦敦的每一个海岬上，充当信号的火焰都在熊熊燃烧着。投注开始了，赌徒的手气取决于第一个从帆船舷缘投下的茶叶板条箱在码头上落地的一刹那，英国人对这一竞赛的热情不亚于对赛马结果的关注。
运茶快船如今依旧是这个世界上最快的帆船，某种程度上是因为这种帆船是工程学和人类进取精神的结晶，而另一部分原因则是人们再也不需要那种体积大、速度快的帆船了。与远东的贸易所获利润实在太丰厚了，法国人眼红之下，开始动手开凿苏伊士运河。尽管快速帆船是根本无法在运河河道通行的——它们实在禁受不起红海海面上大风的考验，然而蒸汽轮船却能够以比帆船快一倍的速度抵达中国。由于沿途的燃料补给站选址布局合理，乘船前往中国和印度比以往变得更容易了。到了1869年，随着苏伊士运河开凿完成，因茶叶运输业而.生的航海技术革新全都成了历史。野心勃勃的英国商船船队已经不再需要变化无常的风来驱动，它们可以用可靠而稳定的煤作燃料。
如前所述，糖类是大英帝国那错综复杂的经济中另一种必不可少的日用品，它产自新大陆中仍由女王陛下统治的几片殖民地：巴巴多斯（Barbados）、牙买加（Jamaica)）和维尔京群岛（Virgin Islands）。在英国，糖类已经过剩了，而茶饮的普及让糖有了新的伴侣。
加糖的茶饮为大不列颠人提供了便捷的热量来源。英国的城市化进程意味着穷人们已经难以吃到农产品，而茶叶本身并不含有营养价值，喝茶时可以在里面掺上牛奶、蛋白质和糖，这样一杯茶就变成一份廉价而营养丰富的能量来源了。
在饮茶之风还未盛行的年代，工厂里的工人们所摄取的大部分卡路里来自啤酒和麦芽酒，这种习惯造就了一批不理想的劳动力。在工业化之前，工人们的劳作方式以手工为主，因而喝点啤酒是可以容忍的，但这就给英国经济的工业化领域——这一行业需要较为精细的劳动技巧——带来一个严重问题：曼彻斯特纺织工业的主要设备为飞速运转的纺纱机和纺织针，而让一个醉醺醺的工人去操作它们实在是件很危险的事。但大不列颠人如果在周末喝的是加糖的茶，吃的是面包和肉的话，那么他们既可以获得所需的所有热量，又不必冒喝醉的风险。毫无疑问，茶叶有提神的作用。它能让工人们集中精力，有助于让他们全神贯注地完成那些艰巨的工作。
像酒精这样的发酵饮料有清除寄生虫、将卡路里以液体形式加入日常饮食中的优点，但到了18世纪初，啤酒生产要耗去英国将近一半的小麦收成。对于英国国内的农业而言，同时保证迅速增长的人口的粮食供应和啤酒供应是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要养活每一张工业化时代新增的嘴，现有的农场完全不够。这样只能另辟蹊径，从英伦三岛以外的地方，从帝国那无边无际的领土中寻找外来的热量供应源。对食物的追求总会塑造社会的发展进程，在维多利亚帝国时代，我们的现代全球工业化食物链形成之初，掺了牛奶和糖的茶满足了英国对廉价营养品不断增长的需求。
当福钧已是白发苍苍时，印度出产的茶叶已经全面压倒了中国产品，中国茶叶在西方市场上失去了竞争力。福钧的偷窃行为在继续造福着世界：茶叶将出现在锡兰，出现在肯尼亚，出现在土耳其，这些茶叶的质量会被认为是良好甚至优秀的。福钧从中国成功盗走茶种及其相关技术，制造了迄今为世人所知的最大一起盗窃受保护的商业机密的事件。时至今日，福钧的做法仍被定义成商业间谍活动，在人们看来，他的行为的性质就跟偷走了可口可乐的配方一样。如今，许多国际公约都对在他国进行开发、考察行为加以约束，保护着那些国家级的商业财富。
今天，人们只会用审慎的态度应对地域性植物大规模全球化的浪潮。我们现在知道：当一个物种被带到一个新的栖息地，而这片栖息地上又没有它的天敌或竞争对手的话，那么这个物种就会过度繁殖，导致当地的生态环境体系遭到毁灭性破坏。最后，整个岛屿都会为这类“植物拓荒者”所占领，而这种事正是福钧和他的同辈人经常干的。
后记
- 由于此书是一本通俗历史著作，而不是一项学术性工程，我也就没有使用脚注，并且试着不在正文部分提及参考资料来源。不过此书也不是一本小说，所以也不是完全没有引用过信件、回忆录、报纸或者与福钧同一时代人物提供的资料。
- 罗伯特·福钧的四本回忆录、他致东印度公司的那些信件，以及大英图书馆馆藏的其他东印度公司的档案是笔者的重要参考资料。笔者总共查阅了超过500份著作和档案。每一个极具深度的主题——福钧、东印度公司、中国以及植物学专业——都是需要花费很大精力去研究的课题，而且都超出了笔者的认知范围。
- 威廉姆·H.尤科斯（William H. Ukers）有一本以茶叶为主题的著作，内容非常详尽，书名恰如其分：《茶叶大百科》（茶与咖啡贸易期刊公司，1935）。有几本通俗历史著作在故事性方面更强，但我最喜欢的还是詹姆斯·莫里斯·斯科特（James Maurice Scott）所写的文笔生动的《伟大的茶叶投机》（达顿， 1965）。
- 令笔者惊叹不已的是，研究维多利亚时代大英帝国的博物学者和植物学家的世界，竟然有那么多的乐趣，我简直找不到合适的形容词来表达对那些首次探索这一领域的学者的赞美之情：大卫·E.艾伦（David E. Allen），著有《英国的博物学者：一门社会学的历史》（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4）；大卫·阿诺德（David Arnold），著有《热带地区及旅游热点：印度、风景及科学， 1800～1856》（华盛顿大学出版社，2006）；范发迪（Fa—ti Fan），著有《清代在华的英国博物学家：科学、帝国与文化遭遇》（哈佛大学出版社， 2004）；西德尼·W.明茨（Sidney W. Mintz）的巨著《甜味与力量：产糖之地的现代史》（企鹅图书，1986）；多纳尔·麦克拉肯（Donal McCracken），著有《园林帝国》（莱斯特大学出版社，1997）；亨利·霍布豪斯（Henry Hobhouse），著有《变革的种子》（哈珀与罗出版公司， 1986），以及桑德拉·纳普（Sandra Knapp）的《植物大发现：一个植物学家的植物探秘之旅》（萤火虫图书， 2003），上述所有著作都是相关领域的巨大财富。笔者在此对《药剂师的植物园》（萨顿， 2000）一书的作者苏·明特（Sue Minter）以及切尔西药用植物园及其出版的所有小册子致以由衷的谢意——他们是伦敦最灿烂的瑰宝。
- 任何研究中国的学者都可能要依赖若干大师的指导，我的清史知识就来自下列几位：史景迁（Jonathan Spence)、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徐中约 (Immanuel C. Y. Hsu)、菲利普·库恩（Philip Kuhn）以及弗雷德里克·魏斐德（Fredric Wakeman），他们的著作气势宏伟、才华横溢，令人惊叹不已，笔者都如饥似渴地加以阅读。如果想进一步了解太平天国史的话，笔者推荐史景迁的《太平天国》（God’s Chinese Son）（W.W.诺顿，1996）。如果想了解鸦片战争部分的话，郑扬文（Zheng Yangwen）的《中国鸦片社会生活史：从15~20 世纪的鸦片消费史》（剑桥大学出版社，2005）是很出色的相关作品。若读者对中国农村生活形态有兴趣的话，南希·贝林（Nancy Berliner）和皮博迪·埃塞克斯博物馆（Peabody Essex Museum）合著的《荫余堂：中国家庭的房屋和日常生活》（塔托出版社，2003）是翔实的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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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518 Arlmy 创建
20250519 Arlmy 整理、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