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书将不从结构、角色、规则这些概念出发，而是基于对人的具体行为的直接观察，提供描写在日常生活中，“关系”如何重叠而成为一个社区。
  • 不管是一个个人还是一个民族，发展主要来自不断的探索，而不是完整的设计。设计可以仅凭理性，而探索是必须要有自信作为支撑的。在我看来，这样的焦虑和灰心正是现在的世界话语体系的体现。发达国家基于其自身的有限实践创造出来的概念成为被普遍接受的理念。非发达国家的人民从这些概念出发来思考自己。别人的理念成为尺子，而自己成为被量裁的对象。在丧失自我的时候也丧失了真正发展的可能。
  • 我相信长时期的观察是了解事实细微机理的唯一可靠的办法。
  • 这本书的核心议题是讲述浙江村是怎么形成的。我提出它的形成过程是一个开发和聚合的辩证过程。浙江村真正的生活体系是一个全国性的流动经营网络。我们所看到的社区，乃是巨大冰山露出海面的一角而已。
  • ……边缘和中心的真正分工是，边缘地带生产和再生产劳动力，由于这些地方的经济是非市场化的，因而养活劳动力的费用极低。当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时，其实也带入了大量的隐蔽价值。当这些劳动力衰老的时候，他们却又回到农村。劳动力的生产和使用被分割开来，这就是中心地带能不断获得经济剩余的秘密所在。又有人注意到，越来越多的移民并不进入正式的资本主义部门，而是进入所谓“非正式经济”（informal economy）。人们进而发现，非正式经济与正式经济并不矛盾，相反，正式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非正式经济。后者并不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工业化的推进而消失。研究指出了人口流动把不同的社会形态、不同的阶级（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和传统小农）“联结”起来。
  • 这样，“社区”这个概念就有了四个隐含的含义。（一）在结构上构成一个整体。（二）在功能上是自足的。（三）有一定边界。（四）是大社会的“具体而微”。
  • 人类学的核心概念是“文化”。人类学认为，并不存在完全客观的“社会事实”，人总是在他所理解和构造的意义世界里生活。人的行为正是靠人造的文化调节的。所以文化在广义上就可以理解为人的生活面目。但是按这样的广义理解来做文化研究显然是难以操作的，人类学家在研究实践中似乎又形成这样的认识：总体的文化会在某些事实，或者在某些场合中突出地表现出来，会集中地体现文化的内部信息。这些凸显文化的形式，比如仪式、口头流传的故事等等，是人类学家特别关注的对象。而“浙江村”就给我出了难题：这里没有仪式，没有象征，即使过春节，也就是随便吃一顿，搓搓麻将而已。我所面对的是一群“没有文化的人”！
    • 秘密不在事实中间，秘密在行为中间
  • 时刻处在变迁之中
  • 这是一个快速变迁的时代、个人的主观能动性大显身手的时代，社会运行的逻辑已不是“经长期共同生活”而积淀下来的结构，而是人们运用习得的知识和策略进行的“建构”。江村研究的重点是“社会结构”，那么“浙江村”调查的重点恐怕就应该是“社会建构”了。
  • 她们往往在星期天聚在街心公园聊天，老家有什么新消息，各人碰上了什么事，看似漫无边际，但她们借此形成了对城市社会的基本理解，也产生了各自的行为策略和行为方式。这种保姆帮成为化解焦虑、调整观念（尤其是在怎样看待“自尊”的问题上）、与外界社会发生互动的重要中介。
  • 老乡圈的存在是隐蔽的，因为各人分散在各厂，而且节假日较少，不能经常有集体行动。但它是民工情感交流、提供生活照顾、化解各种危机的首要甚至唯一渠道。
  • 在一个系内，不同的关系并不一定完全打通。或者说，不同的关系之间不具有完全的可传递性。朋友 A 和朋友 B 都处于某人的亲友圈中，但是他们两个人之间未必有多少亲密的关系。
  • 在这里，对事态发展的预测和对自己的认定（“我们”是怎么样的人，怎么做事）都是在他的系内共同形成的。
    • 所谓概念，的形成
  • 我们可以把日常生活的环境分为两个层次，一个是“不可及环境”，另一个是“可及环境”。不可及环境指超出个人的操作范围的场景，如法律、国家的政策、“社会形势”等。可及环境指行动者能直接参与、成为其中一部分的场景。可及环境又有两个层次。一是即刻的，完全以在场形式表现的具体场景，如说话办事在办公室和在家里不一样。另一个不是以完全在场的形式表现的，而贯穿于个人基础的日常生活，我们所说的“人际关系”的环境是这种场景的典型体现。“系”就可算是这一种场景。
  • 他们会去“商量”。商量的结果，其实就是对国家政策，及自己行为和国家政策之间的关系作出再解释和再定义，塑造了人们的实际行动。
    • 透过言语，透过密切的交谈与沟通
  • 在互动中认识对方
  • 如果你要调查一个社区的历史，那要找老人；而如果你要看一个社区的活的生活，你最好找在社区暂时还没有固定位置（还没有建立自己的家庭）的年轻人聊一聊。
  • 到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做私工”这个词销声匿迹了，取而代之的是“外加工”（这个词至今仍在用），即自己开作坊，承接工厂发包的某项工艺。
  • 邻居们的议论有两个特点。一是对什么事情都以“利益”二字蔽之。对“政治意义”这类东西毫无概念。
    • 重商思潮
  • 再一个特点是对策意识很强。（国家）“是不是要收”（指紧缩、加强控制）是他们经常讨论的话题。一个一边在国营商店工作，一边在家里摆副食摊的邻居，对“收”尤其敏感。每每一说形势，都宣布自己准备歇手，因为看样子上面要“收”。我到现在也不知道他们如何从“形势大好”的宣传中一再得出和宣传不同的结论。
    • 中式生意经
  • 他却很平静地问我：“怎么，你现在要写你的第二篇论文吗？现在采访什么？”我大骇。事后知道，他是通过旅馆的服务员知道我的情况的
    • 信息流转之快
  • 坚持自己和他们的不同，反而更容易进入他们的生活体系。从这里我进一步体会到，调查者要了解被调查者，而被调查者对调查者也是有认知能力的。你在对方心中如果是一个模糊的形象，你很难真正清晰、深入地了解对方。
  • 我的重点是要说明，“浙江村”的反抗和表达能力固然很弱，但这并不意味它就依附于现有的体制。它有很强的独立利益意识，在事实中对体制也造成明显的制衡。这可能是当今中国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平和生长的方式。
    • 当年的一种尝试
  • 对不同的聚居区的比较，我形成了社区内部聚合力越强，其对外的开放程度越高的结论。
  • 1990 年前后，除本书重点研究的大红门“浙江村”外，北京又形成了四个温州服装个体户的聚居地：公主坟西侧的沙窝、海淀区的大钟寺、海淀区五道口及朝阳区的大郊亭与劲松东口。1993 年左右在石景山区的古城又出现一个温州人的小型社区。
  • 1978-1981 年。带着妻子和小舅子（即表弟）到甘肃敦煌打家具。表弟是第一次离家外出。这期间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改革对大姊夫似乎没什么影响。
  • 北京人留下对方的电话号码，跑来叫一趟，1.5元；而小姊跑到他那里，按这个电话再打一遍，再交5毛。
    • 大流量下的小费用
  • 晚上 8 点多，北京房东来收下个月的房租和这个月的水电费。面无表情，报：上个月的水费 9 块，电费 93 块。小姊面无表情地交钱。
  • 1994 年 10 月我随北京市有关部门在“浙江村”开展外来人口调查，发现，这里 30 岁以上的男性业主 60% 以上在 80 年代以前就有了出省的流动经历。
  • （早年外出）只能偷偷摸摸由客户提供木材赚点手工费。资源积累和群体扩大的速度极慢。
    • 其实通过与浙江村以外的其他村的对比，明显看出浙江人已经迈过了这一阶段，领先了一个阶段
  • 外地人如果被抓住一次，他们就觉得好像白衬衫上滴了墨一样，不得了了。但我们无所谓，年轻人谁能挣钱谁有本事。在外面做生意被送回家里，谁也不会看不起你。大家都差不多。我被抓住了，在那些‘官’面前我可老实得很，叫干吗干吗。傻瓜才和他们‘顶’。等出了他们的地盘，接着来。
  • 勤劳、内向、精明，这样风格的人在“浙江村”并不是多数，却是“浙江村人”所最认同的。
  • 70、71 年，乐清的连派和杜派开始武斗。农村里赌博的习惯就是那些年形成的。那时候流行“三十四门”，还有“挂花会”。
  • 人都是灵的……在北京，一条裤子能赚七八元，是外地的一倍！到 84 年下半年这里的温州人就有 200 来户了。
  • 此时的流动链是一个隐性的劳动力市场。
  • 而是认为服装市场大才来北京“投资”这个行业。技术不够，关系来凑。人们通过系内的合作解决了生手进入服装业的种种困难
  • 几经“疏导”不解决问题，最后西城区于 1980 年前后开辟了百万庄、成方街、德外、展览路、动物园等市场。
  • 我自己对做衣服是不太懂的，只知道什么衣服在地摊上卖得不错，摸不透他们想要什么样的
    • 黑盒游戏，制造后的简单分销，极其简单的模式，非常狭窄的视野，但也能看到一种顽强的抵御和自卫
  • 第二天店里几个人一看，都觉得样子不错，都说没见过！他们自己虽然也是做服装的，但做的是国家的生意，和我们不一样，根本不关心市场上流行什么。
  • 中午饭也请了。到“东来顺”吃炒菜。我长这么大那还是第一次请别人到饭馆里吃饭！那会儿北京的经理还不和现在比，我们请他吃顿饭他还不太自然。好像还有点怕似的。
  • 后来我不放心，这样营业员和我没感情啊，多卖少卖和她一点关系也没有。
  • 人们不仅由此获得了稳定的经营场所，而且获得了空前的高额利润。
  • 一个“攻”字，道出了他们如何从“非正规经济”转换到“准正规经济”的过程。
    • 从亚文化到主流文化
  • 从 1981 年到 1988 年，北京市商业企业的改革经历了四次发展高潮和三次低落，被称为“四起三落”。国家（国家又有诸如财政部和北京市之间的纷争）、企业（包括企业领导和职工）以及“群众”（消费者和社会舆论）之间就商业企业应该如何改革不断磨合，改革走走停停。
  • 此时处在体制之外的个体户和外来经营户则在迅速发展。特别是 1985 年的物价改革后，计划定价和计划调拨商品无论在品种上还是在数量上都大大减少，商业企业商品采购率大大提高；从而国营商店依靠计划调拨的货源和价格优势明显削弱。
  • 令改革的设计者始料不及的是，经理们并没有把新获得的自主权用于对原来业务的经营，而是转向了对所占铺面的经营，即以各种名目出现的柜台出租。
  • 他们说，你哪里知道国家是怎么想的？不躲着他们走，搞不好就是往大螨（老虎）嘴里送肉啊！但我想有些事情你先说就好办。第二天我买了几包烟，去找管理员，认认真真地说要办执照，但对方说国家现在没这个规定，不能办。
    • 自古以来的北京人盈利模式
  • 特别是 86 年 87 年上头不知道为什么，急着要效益。这外地的和尚到北京来他就能念这口经，有效益。一般也不怎么抓。有时候区里局里还打个招呼，那意思还怕查多了影响效益，影响工作呢。
    • 政策优先，没有便什么也不做
  • 那位老工商冲我直摇头：“（柜台出租）这事儿你也没什么可研究的。没法弄，谁也没法管。你政策是政策，可他们租柜台和商店的全结成一体了！”可见，国有或集体商业企业在出租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 那时候主要是找经理。租金谈停当，他个人的利益我们也给照顾到，其他事情由他来办。我到现在也不知道你说的这些什么政府的规定
  • 政策上怎么说？我们不知道。应该是不允许借吧。那一套我们不管，行得通就行，行不通再想办法。
  • 而此外的大多数网线只是一种信息储备，具有充分的弹性与余地。
  • 代销方式使“浙江村”的产品以极低的成本进入正规市场。而且在加工和销售两个环节之间几乎没有障碍
  • 86 年下半年我一个亲戚回温州，我叫他无论如何给带两个会做衣服的老司上来。
    • 北京人的懒
  • 那几年来北京买东西的人一年比一年多，商店都愿意出租柜台。
  • 裁缝在北京一直是稀少行业。穿衣难的问题一直存在，所以他们来很受欢迎
  • 我们在这里掌握不了国际信息也是一个问题。1 件皮夹克在俄罗斯市场上到底能卖多少？心里没数。据说这里 150 元 1 件衣服到蒙古能卖到 350，差不多 120% 的毛利。但这利润只能眼看着让他们吞，我们只能根据自己的进价加成，有时候真是白白亏了！
    • 制造业的核心地位
  • 而是遍及全国除台湾省以外的各大、中、小城市，比较集中的是北京、深圳、广州、西安、南京、宁川（疑为银川）、成都、昆明、沈阳、大连、哈尔滨、天津、石家庄、太原、郑州、乌鲁木齐、上海及本省绍兴、海宁、义乌等地。
  • 草市街是成都老城区，在这里就要卖精品。草市街一共有 100 来家小铺面。大荆人有十多家。
  • “浙江村人”自己的解释是，认为做生意“就要这样”。即使对其他地方所知不多，也要“应该”去试试。
  • 我表示惊讶。他说：“你不晓得，越是小地方，生意越好做。”
  • 因为成都和北京不一样，不做代销，你要么从北京这些外地发货，要么从成都的批发市场上发货。这样资金要求多一点。
    • 北京人喜欢代销，喜欢做倒爷
  • 我和前一个朋友仍然很好。没有什么矛盾。但是合作都不能太长的。一两年到头了。该换换地方，换换人了。做长了就容易有矛盾。
  • 从“浙江村”来看，关键不是信任谁不信任谁的问题，而是难以把信任落实为有效率的运作方式。
  • 其后果是，单个的大企业为数甚少，但是全社区的整体发展得到促进。
  • 第三个是绍兴柯桥镇。这是最重要的货源基地。柯桥现已成为全国最大的轻纺产品市场，挂牌“中国轻纺城”。据说 1994 年的营业额达到 80 个亿。
  • 在人们最关心的治安问题上，大家尤其爱把柯桥和“浙江村”相对比，认为柯桥的治安管理比北京要好得多，绍兴的政府也比北京地方政府要能干。它成了甚至比温州老家还重要的“浙江村”的“姊妹社区”。
  • 对老司们来说，这种支付方式并不是完全不可以接受，他们吃、住由老板包，平常忙于劳作，基本没有消费机会。
    • 移民的生活常态，参照《第七人》
  • 在温州话中，有关货币的概念，除了“钞票”，“资金”“资本”（“本”），特别是“利息”（“息”），也都是挂在老百姓甚至家庭妇女口头的词。比如“放利息”（指把自己多余的钱放贷），“吃利息”（意思和放利息相似，但是不如“放利息”那样强调殖息）等等。这些用语，及 80 年代初温州闻名全国的“私人钱庄”，都说明了温州人强烈的金融意识。
    • 营商的体系与支撑完备
  • 温州人很不愿意接受一个模糊的“公共”概念。既不接受模糊的“公共”概念，但又意识到大家必须聚在一起，这也启发我想到“关系丛”。
  • 从事实上看，人们很难再返故土，但大家在观念上还是念念不忘“要回来”。房子盖在家里，积极发展家里的公共事业，只有在这里才感到在真正地生活。流出地对他们既不是“家”，又不是“家乡”。是意识中的“家”，但在事实中又更像“家乡”。这一事实与观念的脱节，怕也是当今中国人口流动中的一个特色吧。
  • 跨越边界的社区的形成，增加了人们的生存和发展的机会。
  • 他们所以不嫌贵，是这里的东西集中，温州人喜欢的各色东西可以一篮拎，像腌香螺、蛏、红酱鸭等，在别的海鲜市场上就见不到。
  • “北京人太土气”是他们经常说的话。
  • 干了这行以后，我常常到西单、新街口这些地方的理发店看看。北京的大小理发馆、美容店我都跑遍了。
  • 又因为语言的原因，“浙江村人”普遍反映北京的医生太不耐心，而且时有误诊的情况出现。“有时候到医院花了好几十块钱，吃了半天没用，倒是到‘浙江村’的诊所里，吃两服药就行了。”
  • 由于“浙江村”内有完整的家庭，嫖娼或者性混乱并不严重，但男性业主在村外的性生活则往往不检点。
    • 一种次生影响
  • 这两家幼儿园的竞争能力已说明了“浙江村人”对“北京化”教育方式的认同。
    • 温州市区内的人迁移至北京，则与他们不同，很快即完成本地化转变
  • 相当一部分家长把孩子送到离“浙江村”几公里甚至几十公里之外的幼儿园全托，包括像蓝天、北海等一般北京市民都进不了的幼儿园。进一个北京的幼儿园比进北京的小学的代价要高得多，“入门费”就要近万元，这里包括因没有北京户口而要求的“赞助费”、一个月 300-500 的全托费，特别是，没底的“关系费”。
    • 移民的一切都要靠自己打拼
  • 托运站由于复杂的合作关系，内部成本高，到 1995 年以后，在与长途汽车公司的竞争中，有几家托运站不得不关门大吉。
  • 信佛教的，多在家里摆一尊观音像（因为住房简陋，没有佛龛，人们便用红布把观音遮好，避免人气冲了佛气——这是“浙江村”里的新创造）。正月初一去佛寺许愿、捐款。如果在北京过年，多去北京的广济寺、广元寺和潭柘寺等地（“浙江村人”认为这几个地方香火旺）。信道教的，平常去白云观进香，在家中的显著位置要贴上从观里买来的纸符。
  • 这些互相的想象，有这么两点值得注意的地方。（一）它不是人们互相区隔的产物，而正是生意和生活的交往中形成的，所以，一方面，这些想象加固了人们核心系内部的团结，另一方面，它也不影响不同地方人之间的交往。（二）所从事的行业越简单、经济上和别人交往越少的人，这种想象越强烈，而且对他的行为有更大的影响。小人物正是因为这种想象，更稳固地居于大人物的“系”中。大人物在观念中并不摈弃这重想象，但这并不影响到他和其他地方来的人的交往。把总体上的想象和具体的行为分开，这是大人物维持地位的重要一招。
    • 有趣
  • 叫人打，直接导致了帮派的产生，而“叫人讲案”则促进了大人物的形成。
    • 需求刺激下，形成的社会结构
  • 在农村的传统社区，维护家族关系本身可能是人们的目标；而在“浙江村”，关系是不断变化和建构的，发展才是目标。
  • “大亏”吃在1989年8月。
  • “凤翼”折戟，此事在“浙江村”内外影响不小。当地居民意识到了温州人利用关系解决问题的能力。
  • “对付北京人”是早期帮派组织的口号之一。
  • 说起做衣服很辛苦，我问她：“如果您儿子干这个，您会怎么想啊？”老太太觉得这简直不是一个问题：“我儿子干这个？我儿子怎么会干这个呢？我们一家都是有工作的。像我现在退休，国家每月也给退休金呢。怎么会干这事呢？”在一旁的我的朋友露出羡慕的眼神。“那您一个月拿多少呢？”“180！”我朋友没反应。回来跟我说：“180？吃一顿饭都不够啊。你看这些北京人！”
  • 北京市的服装行业之所以在 1992 年以后尤其感受到“浙江村”的冲击，是因为到这个时候，“浙江村”不仅进入了国有小型商业企业和少数在繁华地区的个体户门脸（80 年代后半期的“登堂入室”），而且进入了国有大型商场。
    • 已完成规模化发展，将进入下一阶段
  • 面子、钱、感情、尊重，都需要。让他感到你有东西，不是瞎求，但又是在求他，把他看得重重的，才能办事。缺了哪个也不行。
  • “浙江村”在生意上差不多事事觉得是自己温州人好，唯独营业员不找温州小姐。工资高倒在其次，一口温州味的普通话就把柜台的出租性质全抖搂出来了！
  • 由于服务员内部的网络，老板面临了类似“工会”的威胁。一个包柜台的和我说：“服务员的工资为什么年年涨？就是因为有一家涨，大家都要涨。她们的消息灵通得很，哪里一动她就来说，你要不涨，灵活一点的很快就跳走。”
    • 原始工会及其毁灭
  • 由于政府管理部门对稀缺资源的掌握，人们将不得不和管理部门发展各种关系。人们在继续依赖政府管理部门。
  • 按大部分“浙江村人”的回忆，1986 年到 1992 年的生意是最好做的。从 1993 年开始，亏损户明显增多。后来大家一致对外称：“浙江村”是三分之一赚、三分之一平、三分之一亏。由赚到亏的转变，是离不开大量的市场所引发的内部竞争的。
    • 生命力的旺盛，但管理不配套，有寻租空间
  • 借用社会工作界的术语，这次会议体现的是典型的“合同”的策略，即社会和政府双方，先抛开潜在的冲突不谈，而是努力建立互相认同、合作的关系。
  • 然而我很快发现，“此言差矣”。“中心”的新任领导虽然已经不算公务员，但官气比工商所的领导更浓，而且几乎视爱心小组为胡闹。形式上的脱钩尚未带来实质上的变化。看来光靠政府的“自我改造”，很多问题仍然是得不到解决的。后来再加上其他的一些事情，爱心小组的工作转入“低潮”。在政府和非政府之间，只靠“合同”而无“对弈”是不能达成真正的整合的。
  • 1995 年 9 月底，事情突然起了变化。中央某大报记者写了一份有关“浙江村”的内参，称“浙江村”的治安情况“骇人听闻”，属于“失控”状态。可能由于当时流动人口的管理问题是一个“热点”，此件被呈送给了国务院主要领导人。领导向北京市做了明确批示：失控状态不能任其发展。于是，对“浙江村”的清理就由北京市政府的一项日常管理工作，升格为“根据党中央、国务院的指示”（这是后来新闻报道中所用的词句）而进行的重大任务，一时间成了北京市工作的重点，“大清理”获得了最高程度的合法性。
    • 一纸政策的重大影响，事关利益
  • “我们是改革开放才到这里来的，如果你不分好坏都赶，那就说明你这里的改革开放是失败的，没按邓小平的路线走。”接着分析当前形势。“反正赶是赶不走的。这么多人都是借高利贷出来的，回去怎么办？”“听说某某某（指当时的北京市长）说了，北京人要保护北京人，说我们把他们搞得太惨了。
  • “现在不是你顶着他们就会松的时候”。
  • 温州的集团公司感觉到摸不透“浙江村人”的情况，退出。河北的开发主要由刘世明操作。
  • 大清理中，“浙江村人”的去向基本有三个：一是去其他城市的“浙江村”，二是回家，三是去河北燕郊镇。
  • “心里受不了。经济上的损失以后还可能扳回来，威信上是倒透了！别人说要拆你就拆你，说要赶你走你就要走。住你院里的人你一个都不能保护，你自己找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今后还有谁会跟你！有时候想想，真是要被逼到黑道上去。”
    • 政策从来不由分说，所谓大势
  • 只要衣服好，不怕卖不出去；而如果没有好货在手里，租了柜台就是看着赔。
  • 加工户希望通过这一办法，使自己的产品在该地区打出品牌，占领稳定的市场。
  • 首先，以亲友圈为主要生活领域，并靠亲友圈来监督生意圈的组织方式，使企业所需要的管理结构难以生成。靠亲友圈和生意圈的互相重叠来经营，使社区内的任何项目在很短时间内利润会平均化，谁也无法垄断或者占有超额利润，于是便出现了“扩散流动”这种补偿形式，以致形成了独特而重要的“全国流动经营网络”。
  • 总之，“浙江村”最基本的结构特征是，通过每个人的相互连接、重叠的小网络撮合和扩展，它有很强的“平面发展”的能力，却没有被组织的基础。“浙江村”的大户也纷纷看清形势，顺应社区的基本结构，不做“中心”而提供“场所”（市场）。
  • 而“大人物”是社区成员自己的概念。
    • 概念的形成
  • 唐人街里有两个最主要的社会要素：一是社团，二是侨领。
  • Wong 认为，唐人街内这种纵横交错的体系促使了阶级和阶层的分化。“如果你想在唐人街有所发展，那就必须去认识一些侨领。”
  • 而在一般的唐人街（其他移民聚居区也是如此），对外来往完全是精英的特权。这也正反映了“浙江村”在本质上是开放的。
  • 什么是信任呢？最一般的理解是“相信对方会这样做”的预期。又凭什么相信呢？惯常的答案是“经验”
  • 涂尔干说得好，“契约并不是在创造一个规则，而是把它以前的规则运用于具体的案例。”
  • 生意和亲友关系的分离避免了锁住变成“锁死”，即在一定的小圈子里打转转，不能发展。
  • —说明了一个人帮另一个人的时候，他其实是在“帮给其他人看”。帮助别人，和让大家知道自己帮助了别人，这两点对于很多人来说是一样重要的
  • 英文的 background 指的是个人过去的经历，而中国的“背景”即指你现在所具有的多样的“关系”。
    • 作为群体记忆印记的关系
  • 费孝通教授在谈及功能主义历史观的时候提出了“多维的一刻”的说法，指出人们用当前的话表达出他对过去的记忆，而且包含了他对未来的期待。我们在这里可以提出一个和“多维的一刻”对应的说法，叫作“多维的一点”。英文的 background 可以说是对应于“多维的一刻”的。他要了解一个人的过去，以确定现在如何互动，并对今后产生预期，而中国话里的“背景”则可对应“多维的一点”。当我们和某人互动的时候，我们面对的不是一个简单的个人，而要意识到还有很多潜在的参与者。
  • 在关于“背景”概念的讨论中我们已经谈到对个人的不同看法。在 background 的语境里，个人是有明晰边界的统一的实在体，个人具备的行动能力、理智等等是各种社会现象的基础，是出发点。而在“背景”的文本中，个人就要模糊得多，人是被嵌入具体的关系和场景中理解的。我们一再听到的所谓中国文化不注重个性、不重视个人能力等等的说法，也算是对此的一个印证。
  • 而我认为，人在社会化过程中主要是学习“关系”意识和关于角色的分类知识。一个具体的角色究竟该怎么扮演，则是由当时的“关系丛”决定的。
  • 很多合作伙伴愿意在现在帮助我们，他们图的是和我们今后的合作。我们现在最需要的就是这样的合作。但它有一个前提，即对方对我们有明确的预期，他对我们能把握得清楚。
  • 越是聚合性强的社区，对外开放和辐射的程度却越高。
  • 由于近年新疆人出国做生意和朝拜的多了，替人办护照在这里也成了一项专门的职业。
  • 与其说是“服从”，不如说是“协调”。（关于社会规范，我也不认为人是在简单地“遵从”规范行事，他是在不断地协调着自己和规范之间的关系。
  • 大家觉得“市民社会”在中国可能不适用，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非正式的关系模糊了国家和社会之间的边界。
    • 一语点破
  • 国家虽然不能将他们拒于城门之外，但是却可以不授予他们一系列正式的权利。流动人口因此变得更为脆弱，使政府部门在感到问题严重或认为不需要他们时，能随时将他们逐出城外。
  • 即使流动人口想绕过国家的规定取得生存资源，也必须采取脱胎于旧体制的一些手段，如贿赂国家资源的“看守人”，而这又造成了对国家的依赖。
    • 移民的尴尬处境，无根性
  • 到现在也没人说我们是“个体户”，只说“外省来经商的农民”！个体户是在北京市场里面的，所以他们光‘倒’就行。但我们早年是进不了好市场的，只能靠“做”，加工。
  • 流动人口没有获得名义上的正式权利，并不意味着他们就无所作为，他们也以自己的流动行为，特别是以“跨越边界”的特征，抓住了既有体制的弱点，与体制形成了互相制约甚至互相迫使的关系。
  • “体制”更多的是在制约体制内的人，而在体制外的反而赢得更大自由。
  • 至少可以说在一定领域内，中国已经出现国家和社会的分野，但这种分野又是“有实无名”的，在事实中存在，却并未得到政策、法律及一般社会意识上的明确认可。大概正是这种“有实无名”，导致人们对它的忽略。
  • 我这个“套”字，就是引的他的话。“套”是对方对自己有某种义务感，不能轻易拒绝帮忙。“套”里也有“交换”的因素，但不像交换策略那样是即时的，它强调长期的稳定关系。
  • 这里的关键之一是我们对社会秩序的想象。一个外来群体要融入主流社会中去，这个群体在主流的想象中的位置必须是被认可的，同时这个群体也必须认可主流对总体社会和对自己的想象。
    • 想象的重要性，想象在群体中普及的重要性
  • 在这里，首要的任务乃是改变现有的行政管理思路和管理体制，建立起“互动”特别是多元制衡的观点，而不要去单一地“控制”乃至取消这些新的社会空间。
  • 这样造成了两个后果，一是阅听人几乎完全是被动的，或者说，在一定程度上是受蒙蔽的。述说者一开始就把自己当作虚无的“我们”（其实谁也不知道这个“我们”究竟指谁，但用了这个词论述上就更有合法性）的代表，也不说明他究竟怎样卷入社区，读者失去了对他的调查过程加以检验和批判的权利。第二个后果更为重要，这一文本形式使述说者将“事实”和“评论”（理论）分离成两部分。事实被述说者全面地“占有”，读者像被放在了一个黑箱中；而评论的目的是吸引广泛的读者关注，其实是以读者心中的理念为基础的，有时候甚至是要引读者所好的。这样，述说者很容易自觉不自觉地按着事先的理论要求来组织事实，而读者对此则无从检验。
  • 我重新回到具体事实，是要尝试把民族志从对社会“面目”的描写转而到对社会组成方式的探求。
  • 只不过农民和普通群众的批判和反思没有表现为文字而已。
  • 对已超生的妇女，应马上采取绝育措施，绝育手术地址由原籍地区、镇政府确定。《附件 8 JO大院住房计划生育实施细则》
  • 未领取暂住证，又无有效身份证件的外地人员，自本通告发布之日起 15 日内，应自动离开本市。《附件 12 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清理整顿丰台大红门地区的通告》

一种生活方式的记录，现在已经消失不见

北京还有一些遗迹，或者说一种忙碌而脏乱的感觉，但没有了实体的依附

长时期的观察，不预设概念的建构

对移民的深入描写，他们的微妙身份，被忽然排挤，本地经济的无情吸血，试图黏附

有边界又模糊边界，强联系与弱联系清晰分割，分工也能做到如是，是否跟温州的地理与语言或文化也有关联，这不是其他地区也有的社会结构

社群的初期，亦是不分你我的

跨越边界的社区的形成，增加了人们的生存和发展的机会。而非家族，要重建，同时保证其灵活度

北京人的土，以及被支配的状态，倒爷出现，现在也仍然有，赚的都是差价，即代销模式。

浙江村一直试图正规化，本地化，配合政策，虽然能抓住生意和业务，但抓不住落地生根

网络和电商出现，是否意味着不必这样的本地与串货，而换了一种方式，温州商业是否被取代了？

想象与身份地位，分工，对想象的维护，同时建设共有的想象，也即一种社区之内的普适“概念”

多维中的一点，我们面对群体中的个体时，是在面对这个个体背后的群体。也即个人的模糊化

越是聚合性强的社区，对外开放和辐射的程度却越高。值得讨论。

正式经济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非正式经济。中小企业的衰弱，也意味着生命力的丧失。北京曾被动地，被富以生命力过。已成为过去式时。

建构：秘密不在事实中间，秘密在行为中间。并在于其沉淀。

建构要依靠言语，共同生活，以及密切的交谈与沟通。内部的聚合力，及其高速的信息流动，也迅速形成与建构了生活方式和对外沟通方式。

江浙人迈步的速度明显领先于其他驻京村落，有性格的因素，也有准备充足的因素（营商能力领先于其他地区），营商支持（在江浙本地的支持，如资金、原材料、铺货网络）也领先。

起初的营商，是在面对黑盒，渐渐通过发展得到掌控的力量（也内含衣服本身盈利空间大的因素）。

北京本地人没有参与到底层的分工内，仅在外围的倒货与经销上，有所参与。

直到被驱逐，之前人们都很少谈及自己的处境，困难与艰辛，因为发展掩盖了一切。

模糊边界的社区，非常在理，有内敛的一面，也有开放的一面。

对社会秩序的想象。社会中群体，与整体，的普遍互认与满意，才能保持想象的稳定性。

这群移民，没有沉淀与表现为文字的机会。没有自述与记录能力。

了解到温州市区城区内的向外移民，没有这类无根的属性，很早便移民并完成落户，变成北京人。是更早一批发财致富的人。

即使流动人口想绕过国家的规定取得生存资源，也必须采取脱胎于旧体制的一些手段，如贿赂国家资源的“看守人”，而这又造成了对国家的依赖。
至少可以说在一定领域内，中国已经出现国家和社会的分野，但这种分野又是“有实无名”的，在事实中存在，却并未得到政策、法律及一般社会意识上的明确认可。大概正是这种“有实无名”，导致人们对它的忽略
首要的任务乃是改变现有的行政管理思路和管理体制，建立起“互动”特别是多元制衡的观点，而不要去单一地“控制”乃至取消这些新的社会空间。
我重新回到具体事实，是要尝试把民族志从对社会“面目”的描写转而到对社会组成方式的探求。
只不过农民和普通群众的批判和反思没有表现为文字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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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00611 Arlmy 创建
  • 20200614 Arlmy 发布